中国OEM产业正遭受历史性转型难题。从2014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经历了又一轮 “董事长自杀”“老板跑路”“工厂挂牌拍卖”等传言侵袭。乌云笼罩在珠三角上空，经久不散。
有数据显示，2015年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49.7，为半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创下2012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
东莞等地的OEM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订单多来自欧美国家，受欧美经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等综合因素影响，上游订单萎缩，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与此同时，这个产业曾经拥有的重大优势——人口红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等地。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低5%，到2018年，中国制造成本将高出美国2%~3%。
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飘摇不定。破败与生机碰撞出纠结的商业新生态，一边洗牌，一边前行。
长期以来，品牌商在供应链体系中占有强势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深深刺痛着OEM企业的神经，宜家的代工厂曾发生宁愿停产不供货的倒戈行动。
OEM企业们曾经的榜样是美国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没有工厂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全部由中国OEM企业完成。如今，耐克占据着全球球鞋市场90%的份额，坐拥巨额利润，而为生产环节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润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业开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鞋业是东莞代工产业的一大支柱，世界上65%的高档鞋或名鞋都出自东莞，光运动鞋就占据了全球1/4产量。作为耐克在华最大代工厂，东莞裕元鞋业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曾尝试自建品牌、开设直营店等多元化路径，希望摆脱对上游订单的依赖。但时至今日，其“YY”品牌几乎未走出东莞就宣告夭折，裕元开创的另一品牌AEE发展也不顺利，不久就被达芙妮收购。
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订单依赖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上下游间的商业博弈造成裕元无法脱离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转内销不仅需要强大的销售通路，同时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这两块都是裕元乃至OEM企业们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业还有7%~10%利润，如今利润锐减到5.7%。2014年，裕元开始了大规模产能搬迁运动，如今66%的产能已经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东莞招聘5年经验以上的熟练技工作为生产干部，输送至新的生产基地。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OEM企业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业开始直线并入互联网生态圈。2014年8月，东莞市曾发布《东莞市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计划每年安排1.5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2011年东莞品唐斋服饰公司成立，开始时公司只有三个人，销量少得可怜。之后品唐斋进入服装细分市场——唐装，并借助阿里巴巴迅速成长为一家电商公司。2014年企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位居天猫唐装类第一位。至今，品唐斋已在天猫开了四家旗舰店，年增长率达到400%。
有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在淘宝的年销售额不到60亿元，到2015年3月，这一数据变成了6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占据了全国30%的网络发货量，却未产生一个大型电商平台。
东莞夹在广州与深圳中间，“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广州和深圳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东莞互联网人才极为欠缺，2014年仅电商人才缺口就达6万~8万。东莞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修细毅表示，“在自建电商团队的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都铩羽而归。”
诺基亚东莞工厂倒闭后，原本2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电商产业园，截至目前已吸引80多家企业入驻。未来，产业园还将与东莞市商业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电商人才。
OEM企业从未放弃寻找出路。东莞共有32个乡镇，原有耕地被不计其数的代工厂切割、填满，每一个乡镇都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2015年11月，以毛纺产业为主的大朗镇开始与阿里巴巴淘工厂合作，把毛纺工厂的生产线、产能、档期搬到网上打包出售。背后的原因是，产业升级正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倒逼企业柔性化生产。以服装行业为例，电商品牌要求代工企业“小多快——小批量、多款式、快速反应”。
这对代工企业的供应链考验巨大，首要问题就是供应链要有足够弹性，产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反应，且品质统一可控，成本相差无几、及时交货。而产能过剩、良品率不足，却是东莞代工企业们的顽疾。
远在青岛的红领服饰，证明了此路可行。红领服饰用了11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全数据驱动的服装工厂，实现了西服正装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将大规模、柔性化、快速反应和成本控制完美结合，如今基本可以做到每件衣服款式都不同、七天快速交货，而成本比原有模式只上升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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