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制造”怎么了？
电子工业是继蒸汽革命和电力革命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制造部门之一。同时，电子工业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可以说，中国电子工业在全球电子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准确地展示了中国制造在全球工业中的基本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个电子制造企业来讨论“中国制造”的成本变动是再合适不过的。
而这个企业，无疑是电子制造业的龙头——富士康。富士康2010年时营业额已占全球电子制造业营业额的50%以上，占全球外包制造业总营业额的约30%。1988年，成立于台湾的富士康迎着对岸第一股外商投资建厂的春风扎根大陆。目前，富士康在大陆有30多个园区，2013年其员工总人数达109.7万人，绝大多数是大陆工人。到了现在，也是这个企业一次又一次要离开大陆，到印度去，到越南去。一来一走，富士康的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业近20年间发生的变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营业成本的上升，富士康的净利润率在不停地下降。导致这种净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上涨，其中人工成本的比例上涨为原来的两倍多，对已微薄的利润率的吞噬影响显而易见。要提升利润，需要考虑从影响利润的两个大头——劳动力和原材料来着手。
二、提升利润的几大战略及其对工人的影响
（一）“竞次”：谁比谁成本低
“竞次”是成本升高大背景下制造商为赢得订单而采取的一种战略。
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同一个行业，不同工厂的工资水平也会有一定的差距，体现为所谓“好厂”与“坏厂”、“大厂”与“小厂”、“正规厂”与“不正规厂”等的差别，前者的单位用工成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后者。当总体成本很低的时候，这种差别不重要；现在成本升高了，这种差别就重要了。现在很多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行业内很多制造商品质都差不多，要保证利润，那干脆就找便宜的来制造。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苹果产品的组装商选择。富士康一度是苹果的独家组装商。有数据显示，2012年苹果供应链中40%的成本来自富士康，2013年苹果产品占到了富士康销货净额的50%左右。然而，2012年苹果将iPad mini的订单转给了另一家代工企业——和硕（Pegatron），并在2013年将4.7英寸iPhone 6的一半订单分给了它。2013年起，苹果将把部分iPhone 5c的组装任务外包给台湾代工厂商纬创集团（Wistron）。2014年起，苹果还计划将部分iPad mini的组装任务外包给华宝通信（Compal Communication）。另有消息称，苹果将廉价版iPhone的组装任务全部外包给了和硕，和硕已计划大量扩充厂房和工人以做准备。
苹果和富士康曾经也有“蜜月期”。图为苹果ceo库克参观富士康iphone生产线
苹果为啥开启了“去富士康”之路呢？你可以说组装业务富士康一家独大存在风险，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劳工观察报告称：和硕工人平均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52%的工人每个月加班90个小时以上，其劳工状况比富士康更为糟糕。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和硕上海厂区和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的月度底薪相差明显，可以看出前者显著低于后者。2014年前者月度底薪为1820元，后者为2300元；平日加班工资，和硕为15.69元/时，富士康为19.83元/时；周六日加班工资，和硕为20.92元/时，富士康为26.43元/时。2014年，和硕上海厂区对富士康龙华厂区拥有8%的成本优势，这一比例仅在和硕这一家工厂年化后就达0.61亿美元之巨。
这可不是个好现象。整个行业的成本都升高了，那行业内成本没升那么高的企业才能接到更多订单。直白点说，就是工人待遇和劳动条件相对差的企业才能接到更多订单。这种现象蔓延开来，对中国工人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所幸的是，在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年轻劳动力稀缺化的情况下，该战略在国内的作用范围比较有限。
（二）“西进战略”：挺进内陆
西进战略是目前中国制造商为降低成本普遍采用的一种战略。简单点说，就是将厂子从中国东南转移到中国中西部等地区。其主要依据是后者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在一些省份还出现将低端制造企业从省内发达地区挪腾到省内不发达地区的情况。
富士康的例子是西进战略的典型。从最初的深圳昆山到现在的南阳、贵阳、鹤壁……富士康挺进中西部的趋势十分明显。
图为富士康园区的主要扩展路径
那么，这种挺进到底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降低人力成本呢？从2015年富士康主要厂区新进普工转正后的月度底薪，可以看出，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厂区（如深圳、昆山）的底薪要显著高于位于中国大陆中西部厂区的底薪。
工厂的西进浪潮也引发了一部分农民工的回流浪潮。2010年以来，流入东部的农民工比例在下降，而流入中西部的农民工比例在上升；同时，在中西部，外出农民工中出省务工的农民工比例也在下降。可以说，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人们来说，工厂现在更多地开到家门口，相对于东部工厂较高的工资，在家门口工作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走出国门：奔向印度越南
很显然，同一个地区，从人力成本高的厂挪到相对不那么高的厂能够降低的成本是有限的；同一个国家，从东部挪到中西部能够降低的成本也是有限的。那么，走出中国国门呢？
根据《经济学人》的相关数据，就制造业劳动力薪酬而言，2014年，德美日韩雄踞全球前列；金砖五国中，巴西、俄罗斯、南非高于中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与中国东南部相当，泰国、菲律宾与中国中西部相当，印度、菲律宾略低于中国中西部。加上越南和印度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大的国内市场，这构成了中国制造业部分向越南和印度转移的动力。这一态势表现为外国对华投资连续减少，不少外资工厂关闭，并引发大量内资配套企业倒闭。报道显示，微软、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多家外资巨头纷纷关掉中国国内的一些工厂而跑到东南亚和印度去投资建厂。
这些工厂奔向东南亚对中国工人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撤离过程中对工人的补偿安置问题。这种影响从下面的数字中可见一斑。香港职工会联盟最新发布的内地劳工权益状况报告称，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发生在内地港资企业有记录的劳工集体维权数字同比增加70%，其中44%的案例涉及搬厂不赔或少赔。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企业因为原材料、能源、物流成本的关系转移到了看似不可能转移的发达国家。例如，个别中国纱厂被便宜的美国棉花吸引到美国投资办厂。然而相对于美国这类发达国家，中国劳动力成本还是显著的低。
另外一个现象是机器人的加速普及，以替代一部分劳动力，这在富士康一些精度要求不高的工站已经比较常见。
总体而言，传统“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为了降低成本，“竞次”、“西部大开发”、挺进东南亚等替代战略大行其道。这些战略在引导劳动力流动的同时，将工人暴露在更差的工作条件和遭企业单方面遣散的风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