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通过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实现长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去年初总理的“圆珠笔之问”让人印象深刻，一面是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一面是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仍需进口，这其中就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山西太钢终于找到圆珠笔尖制造“秘方”，并有望在未来两年，实现完全替代进口。
事实上，“圆珠笔之问”更是“中国制造业之问”。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为何却无法实现一个小小零件的完全自主研发和生产？圆珠笔尖问题解决了，但很多核心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工信部资料显示，我国高端芯片与通用芯片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5%，也就是说几乎95%的高档数控系统、高档液压件和发动机等都依靠进口。进口材料的成本上升、社会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使其居高不下。
再就是制造业产出效率整体偏低，导致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的分工地位。以iphone手机为例，我国是iphone手机的组装生产基地，但每生产一部手机我国仅获取总利润的3.63%，美国企业获取近50%的利润，日本企业获取30%以上的利润，韩国企业获取10%以上的利润。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与产值小的不均衡现象，也折射出我国制造业存在产出效率与附加值偏低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要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需要靠自主创新和整体劳动队伍技能水平的提高。当前中国制造正向“中国智造”转变，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都是尝试着升级整个工业经济平台来重新获得对制造活动的控制权，而在新的平台中，系统控制权的争夺会重新划分智能制造的全球版图及利润分配。中国必须要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转变，因为新一轮后发国家以“低成本制造”模式的崛起，正在逐步地侵蚀中国已有的制造业领地。
“智能制造”系统不仅仅是一台机器、一个工位、一个工厂或者一个产品的智能化。“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强调的都是“系统的系统”，也就是各个制造系统所集成的大系统，通过大数据、深度计算和智能网络来形成决策，来半自动地指挥智能工厂、智能物流的运转，完成从需求分析，到订单形成，到物资调配，到制造及生产协作，最后形成智能运输分发的过程。
因此，迈入“中国智造”，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系统的系统”，需要国家、行业和企业多方面的共同协作，才能够在系统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同时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系统的定义权。
“工匠精神”对于“中国制造”而言非常重要，这是提倡劳动者钻研技艺、钻研技术的价值，是我国劳动队伍整体提高技能水平的重要基础。而劳动者技能对于现阶段中国保持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意义重大。
要保持人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又要保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那么，提高劳动过程所创造的附加值就变得极其关键，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变劳动者的简单劳动为复杂劳动，使中国制造的质量持续提升并且更多地体现中国劳动者的价值，这样才能使中国制造持续拥有国际竞争力。
劳动技能的整体提高、工匠精神的倡导，不是劳动者或者工人队伍自己的事情，它需要劳动者、企业和国家等多部门的集体行动。
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减轻企业负担，让中国制造业轻装上阵，如果让制造企业背着不必要的包袱同国外企业赛跑，中国制造业不但不会做强，而且还会继续落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标准可以浓缩为15个字，即技术高、规模大、品牌硬、效益好、可持续。中国制造要想变得强大，起码应该踏踏实实干好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真正落地，第二件大事是加大降低成本的力度，真正地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中国制造轻装上阵。
降低企业成本需要打好改革创新组合拳，概括起来就是“一停七降三创新”。“一停”是指停止增加企业成本的其他项目。“七降”是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用地成本。“三创新”是指创新企业经营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机制、创新中介培育管理机制。
同时政府要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提振中国制造企业信心，出台更有力的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制造企业扶持力度，中国制造业才能最终顺利实现“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再到“世界品牌”的伟大转变。政府政策的理念应该更务实、更开放、更深化，税收要规范化、透明化、法制化，要降费减税，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