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竞争力和动作同样咄咄逼人。金融危机后，美国先后启动《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实施“再工业化”。2005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了2.2%，页岩气开发则大大降低其能源成本，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
美国除在CPU、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以及云计算平台等“信息”领域保持绝对优势之外，已经加速进入智能机器人、汽车自动驾驶等“物理”业务领域。在高端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均具优势的美国，与德国可谓并驾齐驱，而德国的信息产业则处于弱势。
GE公司是“工业互联网”概念（即工业4.0）的最早提出者。GE大中华区传播经理刘娟娟告诉《凤凰周刊》，2011年底，GE在硅谷创立了全球软件和分析中心，开发用于工业互联网的软件技术。GE目前拥有1600亿美元的设备服务合同，工业互联网产品将为每台设备带来3%-5%的销售额增长，软件的销售额每年将增长15%。如上海赛科在其乙烯厂利用GE软件，可减少非计划停机超过50%，每月减少超过220万美元的损失。
与西门子类似，GE也同AT&T、思科、IBM、英特尔等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IC），该开放性平台主要从事确定开放互操作标准的要求，定义通用架构，影响全球标准制定流程等。
中国的潜在危机
相比美国、德国的大张旗鼓、动作频频，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陆，虽然对工业4.0热烈探讨，但似乎又距离遥远。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持续变化。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大陆向越南、印度、印尼等成本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回流。中国大陆的世界工厂地位受到双重挤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产业升级研究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掀起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将影响国家力量对比。如果一国长期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上难有一席之地。
中国实际早在中共十七大便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但直到现在，政府与多数企业并未有实际推行举措。2008年次贷危机后，浙江省曾提出“机联网”与“厂联网”等；家电、服装、家具等行业正形成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新型生产方式。但这些创新多是低层次、小范围、自发性的。
围绕工业4.0的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国大陆与德国、美国可说还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不在同一层面。
内地制造业虽占有较大国际市场份额，但在核心材料、设备以及工艺方面仍缺乏足够的创新，且高级技工匮乏，这些都致使内地企业总体还无力实现“工业4.0”。“中国制造仍然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绝大多数企业还未脱离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流水线’为代表的工业2.0时代，整体尚未进入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的工业3.0时代。”李新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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