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产业结构转型时这样强调。《中国制造业发展纲要》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总理的一番话显示出高层对制造业升级改造的强力支持,而推进工业4.0的根本,就是要依托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专业之路，即所谓“腾笼换鸟”，转攻“高大上”市场;而“转业之路”，即所谓“这下面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思路是将部分制造业部门向发展滞后、劳动力价格仍然较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从2010年前后，“狼来了”的喊声四起，尽管国内外许多看好中国制造的人士对此并不在意，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广阔的境外市场纵深，即便中国制造遭遇内忧外患，也不至于落到崩盘的地步，但这些乐观派也承认，时代是发展的，市场是动态的，中国制造倘若固步自封，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世界工厂”位置上的。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制造的确遇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节点。
内需方面，尽管“向内需市场转型”的口号喊了好几年，但“中国制造的内需依赖”至今仍遥遥无期，一方面内需增长不尽如人意，储蓄率依然很高，人们照旧不敢“任性花钱”，另一方面不少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品牌信任度有限，宁可舍近求远购买高价国外产品。
外需方面，美国经济数据有所回升但多空分歧犹在，欧洲经济面回暖不如预期，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自顾不暇欲振乏力，一直充当中国制造“强心针”、“消化池”的非洲等新兴市场虽然势头依旧，却终究会遇上瓶颈。尽管中国一季度各种经济数据照例会因春节因素失真，但据海关等相关部门和沿海、内地多个制造业“大户”节后反馈看，开工不足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
中国制造业已走到十字路口，急需转型和新的提振，才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才能维持和提振其为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增长率和就业率。对此，各方并无太大分歧，分歧在于究竟应如何转型，中国制造的未来是需要走专业之路，还是“转业之路”。
所谓专业之路，即所谓“腾笼换鸟”，思路是通过压缩落后、过剩产能，提高中国制造的档次、效率和利润率，使之从目前的“山寨路线”、“倾销路线”升级换代，转而走向依靠品牌、技术和工艺等高附加值获利，从占领“草根市场”转攻“高大上”市场，从而为中国制造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
所谓“转业之路”，即所谓“这下面没有水，换个地方再挖”，思路是利用国内外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曾经适合、但如今已显得落后和效率不高的制造业部门向发展滞后、劳动力价格仍然较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制造在经历十多年高增长后陡遇瓶颈以来，“专业”和“转业”两种转型路线的争论就一直激烈且互不相下，至今也无法形成共识。最近，这两种中国制造的转型路线之辩热烈依旧，且照目前情形看，这种争论很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让中国制造从“地摊货”、“卖场货”和“山寨路线”，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跻身高端制造领域，变“制造业大国”为“制造业王国”，其好处不言而喻。既可带动科研、高教等领域，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又可提升中国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市场的“食物链”等级，提升中国制造的市场抗击打能力。
纵观工业化革命以来、甚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制造业王国的变迁，可以看到，不论中国、意大利古代的手工业，还是英、美、日等国在所谓“浪潮时代”次第崛起的纺织业、汽车业、家电制造业，在基本占领全球市场后，都会经历一个从弱到强、从群雄并起到一家独大，再从极盛到饱和，最终不得不通过升级、转型和淘汰过剩、过时产能另觅活路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的短促、有的漫长，有的主动、有的被动，有的在升级后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有的却就此一蹶不振，再不复昔日之盛。可以说，“专业路线”是任何一个制造业大国到一定阶段所必须经历、无法跨越的，中国制造也不会例外。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顽固坚持旧“食物链”，从而错失制造业升级换代良机的例子，如印刷业曾囿于雕版印刷的传统、积淀和某些优点陈陈相因，最终错失了和铅印、胶印同步升级竞争的时机;江浙传统的丝织业、棉纺业在外来机器棉纺业产品业已构成对国内外市场强大冲击背景下非但不努力改革适应，反倒力图通过封闭市场、强化行会加以对抗，结果在市场大潮中一败涂地，兴盛数百年的丝绸之都苏州衰落下去，元末兴起的棉纺城松江更是衰落不堪，昔日松江府的属县——上海却依靠更“高大上”的机器纺织业后来居上，最终反倒成了松江的“上级”。顾虑既得利益，担心GDP损失或就业率冲击，对迫在眉睫的专业化升级犹豫不决，很可能因小失大。
但必须看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更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社会、对上下游产业的连带影响，一厢情愿的“专业”、“升级”，其结果很可能是“高大上”的新产品市场和消费者不买账，创造不了预期效应，原有的市场份额、就业岗位和利税却也就此丧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品牌的打造，专业能力的提升，技术、工艺和经验的积累，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将“腾笼换鸟”概念化、政绩化，其结果很可能是西瓜捡不到，芝麻也丢光。
“转业”的好处，是由此带来的冲击较和缓，原制造业所在地可变直接经营为资本、股份运作，低薪就业机会虽有流失，却可通过高薪岗位的增加和间接经营的获利弥补有余，而外来低端就业人口的减少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同时，相对落后产能向内地、境外发展中国家的辐射，一方面可继续维持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就业和社会的发展。
但“转业”的风险也不言而喻：不论内地还是境外发展中国家，其配套条件、劳动力素质、地方行政效率、市场观念、机制环境、法制成熟度等，都和现有制造业基地存在巨大落差，许多“先行者”已因此饱受产品质量不稳定、交货期无保障之苦，甚至触发突发性社会事件，导致严重损失。事实上，这些“转业目标地”劳动力成本一直更低，制造业投资者之所以一开始未“一步到位”选择那里，或曾经选择却浅尝辄止，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大国，此处已饱而彼处尚饥，东边过涝而西边或仍干旱，具体到中国制造，也同样是冷暖不均，面临的问题是多元化的。专业和“转业”两条路事实上都无法避免，也都不可偏废，一味强调一端，甚至力图制订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国制造改进模板”，恐怕都只能收获削足适履的尴尬。政府干预多从服务和宏观调控入手，要承认并掌握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因地制宜，趁势利导，尊重市场规律和消费者取向，该“专业”就“专业”，该“转业”则“转业”，才能让中国制造平稳通过十字路口，迈向新的腾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