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提出“美国制造业行动计划”，欧洲推出“未来工厂计划”等。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再工业化，绝不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复和回归，而是通过寻找新的科技创新战略支撑点，加快突破先进制造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来驱动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再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以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将导致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的减少，逐步实现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基于劳动成本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会加速弱化。不仅如此，发达工业国家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优势占领价值链的两端，还可以通过现代制造技术来提高制造环节和制造产业的生产效率，再加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又会固化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上已有的优势，从而使得发达国家能够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这为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我国原有的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可能被封堵。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是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迫使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必须从基于要素的低成本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差异化战略，从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资金和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导致了我国产能过剩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迫使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必须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还及时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再工业化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二、三产业的界线日趋模糊化，这意味着我国一味地强调提升服务业所占比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产业政策导向需要重新审视，需要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在衔接关系角度入手，围绕如何提升我国制造复杂工业品能力来制定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