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就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未来的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必须要倡导“制造业崇拜”，我们的金融、税收政策也必须要倾斜、保护和扶持制造业的发展。
2011年，温州出现200多位企业老板跑路。
这么多老板跑路，除了其背负的庞大高利贷债务外，最大的原因是其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包括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落后以及过度涉及资本市场。不少企业成为民间金融链条的融资平台，实业发展空有其表。
有一个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一位温州老板做实体经济，一千来人的厂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润刚刚百万，可他夫人在上海买了十套房，8年后获利3000万元。
中国制造业没戏，中国制造业死定了，背离制造业，几乎是温商共同的选择。
克里斯托夫·金在《反思中国》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位饱经风霜的潮州老板直来直去：“都说制造业没戏，郎咸平天天诅咒中国制造业死定了，要我们进入产业链的高端领域，我们进得了吗？”另一位老板一针见血：“骂我们小老板没用，只赚5%的加工制造利润，其他的都被美国人赚跑了。但是，稳赚5%又有什么不好？总比不赚和赔本好嘛！”金先生直言：舍弃中国制造业，釜底抽薪，抽掉的是中国屹立世界之林的脊梁骨！
博鳌论坛主席龙永图先生曾言：“中国的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最大挑战是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既要劳动密集型，又要资金密集型。从国际竞争力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往往最具竞争力，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下滑很少，这是中国的相对优势，不能丢掉。”
中国制造业不是没戏，而是大有作为。因为只有中国，13亿人口巨大基数可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内地农民逐步加入制造业大军的态势。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15年后，仍然能持续地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仍然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竞争力也来自于企业的规模经济性。13亿人口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规模，能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这种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利润的想象空间，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投资，也吸引着最先进的技术(技术的先进性和规模经济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良性循环。
周其仁先生也指出：不要低估中国制造业持久的比较优势，更不要得出“中国制造没戏了”的轻率结论。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前提下，工资上升不但不会丧失市场竞争力，反而可以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厚实，成为培育较高品质中国制造能力的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温床。
《国富论》亚当·斯密曾说，制造业应该在国家经济中被置于首位。美国人信奉这一点，因此上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曾经非常强，它占世界制造业的总量是40%以上，后来过于注重、尤其这20年过于注重金融业的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而忽略了制造业。这才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机会，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日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也学过美国人，全民玩金融，结果是出了一个很大的泡沫。
奥巴马上台的美国改变了策略，重倡“制造业崇拜”，通过减税以及对一些技术研发创新的激励、大的综合性措施，使美国的制造业慢慢走向复苏。而我们的路却正好相反，给制造业增加税负，让制造业走向衰亡。
3月26日，一个名为美国制造业联盟（AAM）的团体，高调发起全美范围的“购买美国”运动，叫嚣“封杀中国”，将“中国制造”拒之门外。在近期美国频频出招，给中美贸易制造麻烦时，这场运动再让“中国制造”成了美国民众泄愤的“靶心”。
可见，“中国制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剑桥经济学家NicholasKaldor,敲响了“限制工业化”的警钟。他的观点是，不断进行的从制造业切换到服务业的倾向,是有害的,因为制造业事关技术进步,而服务业不是。在1966年,他给英国前工党财政部长JamesCallaghan引入了选择就业税,其对服务业就业征较高的税收,而对制造业就业的征税较低。
“制造业崇拜”的观点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JagdishBhagwati的批评：没什么能够证明重提制造业崇拜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正当理由。国内一些学者、西方一些专家也对中国的制造业崇拜提出批评，中国制造成为众矢之的。
但制造业崇拜确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支撑力，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没有强大制造业作基础，中国的服务业同样没有未来。温州跑路潮再次警示我们：如果整个社会都把“暴利”作为典范来崇拜，全民热衷于“炒钱”运动，制造业就肯定会被忽视，其结果必须要“跑路”。
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就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未来的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必须要倡导“制造业崇拜”，我们的金融、税收政策也必须要倾斜、保护和扶持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复苏，中国的制造业也必须要在新起点上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