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数省持续出现洪灾，赣江抚河决堤，三峡大坝迎来最高洪峰，全国百余城市陷入内涝……事实上，一些被洪水肆虐的水涝大省，自今年入春以来刚刚经受了连续数月的“西南大旱”。从大旱到大涝，从龟裂的土地至咆哮的洪水，2010年的中国南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危机之中。
在传统的农业中国，旱涝之灾一直被视为民生之大忌，抗旱与抗洪在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志中串连成一部此起彼伏的苦难史。然而历史也提醒我们一点：天无绝人之路，无论是大旱，还是大涝，灾害总是在时空上形成交错，尤其是在雨水丰沛、植被茂盛的南方省份，数省连灾的景象更是少见。这是因为，尽管暴雨和干旱时时有，但是多样化的植被、气候和地貌形成了具有强大的吞吐和循环能力的自然水调节系统。
西南五省市大面积的干旱旋即转为更大面积的洪灾，预示着中国南部的自然水调节系统正在出现惊人的溃败。植被、土壤与水所构成的生态调节系统作为一种科学常识理应成为人们集体捍卫的伦理底线。今年春西南五省市持续干旱期间，一位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几张云南植被生态变迁的卫星图。图片显示，云南与周边的越南、老挝形成黄、绿鲜明的边界区隔，云南境内的土地成片地裸露出赤黄的面容，而在20年前，云南与越南、老挝一样，都是原始森林密集覆盖的地带。
卫星遥感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南方的植被生态近年来被迅速破坏之后呈现出来的狰狞表情，却无力改变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后果的重要征兆之一：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并不能阻挡现代风险社会的摧毁性力量。中国的水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对两种事情的判断：第一种是天灾，这种判断直接引向了“人定胜天”的价值宣导，从而向世人形塑出一种中国式的革命主义激情；第二种是人祸，这种判断重申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引导我们在风险社会的认识框架内理解中国水危机的多重内因。
接踵而至的水危机已成中国风险社会的一种重要病象，治水者不应该不察水危机背后的社会病机。从今年入春以来的西南五省市大旱至入夏以来的南方大涝，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个社会病机的几种假设：第一，城市文明的过度膨胀与异化。南方水涝之时，在重灾区江西省有一座幸免于难的城市——赣州，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原因是建于宋代的排水系统依然起到功能强大的排涝作用。媒体对这个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排水系统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兴趣，正是对现代日益复杂的城市文明的一种反讽。第二，传统乡村文明的失守与凋敝。传统乡村文明建立在对水土生态的循环保护与永续利用之上，但是自新中国“大跃进”之后，这种传统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随着当下中国工厂体系向农村的加快转移，传统乡村文明更是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第三，商业中国对每个社会个体进行了彻底的货币化改造，每个人，包括公权力者，在货币哲学的洗礼之下具备了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工具理性，却丧失了起码的公共伦理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生态资源正在被掠夺性开发，但已没有多少人关心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明天。
然而将中国水危机理解为风险社会的一种病象却是属于“少数派”，甚至在多数人看来有些危言耸听。遗憾的是，水危机确实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西南五省市大旱期间，舆论界一度指责政府部门在水利工程投入方面的不足。这样的批评显然不得要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多几条灌溉渠或几座水库就能解决大面积的水危机，而是要从根本上共同面对活水源头被摧毁的人为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