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主流媒体的轮番轰炸,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热议的话题。创建创新型国家也被列为中国政府“十一五”期间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可是,与此目标相悖的不和谐音却层出不穷,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近期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的“汉芯”造假丑闻。更为要命的是,2004年曾掀起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郎咸平也在这节骨眼儿上凑热闹,抛出所谓的“中
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惊人言论,这不免又为中国企业的创新热情泼上了一盆冷水。在郎的眼中,国内数得上的高科技企业如联想、方正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惟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如果真如郎先生所言,那中国的所谓自主创新真可谓是空中楼阁了。
其实,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窘境又何止局限在高科技领域。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联系得更为紧密的装备制造业,才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冲动正与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相呼应,在不断侵蚀着中国产业自主创新的根基。而那些针对跨国公司充满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应,在资本的强势面前却显得如此无力。直到现在,尽管人人都在讲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真正的实现路径却仍然未被清晰地提出。可眼前的问题是,留给我们细细讨论的时间好像并不多。我们不禁要问,出路何在？
自主创新的基础正在丧失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几年,在宏观经济层面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也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抱有乐观。而且,在持续高增长的经济大背景下,中国也涌现出了诸如联想集团、海尔集团和TCL集团等开始“走出去”的企业。世界500强中也开始有了中国企业的身影,这多少可以让一些人为此自豪。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在这些中国企业维持着表面光鲜的背后,看到的却是极不乐观的发展潜力。虽然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国企业通过购买海外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些中国企业能够轻易购买到的外国企业及其部门,往往都是已经被市场淘汰了的技术和品牌。甚至连日本媒体都在撰文提醒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而不是通过收购“二手货”来获取。
就在中国企业大肆收购国际“二手货”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却在迫不及待地出售着国人经过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装备制造产业的根基。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表示:“装备制造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中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中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却是,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在加紧收购中国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而一些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冲动,似乎也在暗合着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官员们着眼于短期政绩竞相出售国企的行为,已经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推入了饮鸩止渴的境地,从而使中国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在一步步失去。”高粱说。
近几年,在机械工业的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就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直至被全资收购的事件,且这种趋势已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曾就此报道过一些典型的国企被外资收购的案例。
比如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在收购山工之后,又把目光转向了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的资产总额近40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居行业领先地位,而且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那么厦工多年形成的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必将为外资所控制,而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必将提前形成。
还有更为典型的就是原大连电机厂的合资案。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年、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的合资企业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的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步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为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彻底瓦解。
类似的合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的西北轴承与德国FAG公司的合资案、国内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与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的合资案、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无锡威孚与德国博世公司的合资案等等。而这些合资案的最终结果,无不是企业被外资所控制,彻底失去了企业发展的自主权。
大跃进式的国企出售行为,在近两年的东北三省表现得更为明显,大量的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被外资收购。振兴东北的战略被提出之后,东北三省争取到了多项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据吉林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政府出售国企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充分利用中央对东北的社保并轨倾斜政策,而这项政策在2005年年底就要到期,因此该省的国企改革必须赶在期限之前把政策用足。正是这种“把政策用足”的思维,东北三省开始抓紧时间彻底甩掉困扰当地多年的国企包袱。2005年,东北三省的国企改制可谓是突飞猛进,至于转制之后的市场效果如何,似乎并不是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们最关心的。在东北,已经有很多国企因为转制最终走向了灭亡。
与此同时,外资也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急于进行国企改制的机会,对骨干企业实施整体收购。其本意并非真正相中了国企,而是凭借资本实力在试图消灭本土竞争对手,以完成其全球市场布局,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高粱认为,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高粱坦言,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将被外资控制,国家也将就此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也就失去了前提。
出路的冷思考
面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逐步被跨国公司掏空的紧迫形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吁,要求政府关注中国装备制造业目前的发展现状。高粱认为,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企业还没有增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的职责。
国资委最近也起草了一份针对各省级国资委的重要文件,要求国企改革的方向要服从中央的整体战略,不许刮“变卖风”,不许“赶进度”,不许让地方国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同时提出,地方政府在决定当地国有资产要在哪些领域退、哪些领域进时,必须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出一个确切的信息,地方政府此前的那种“随心所欲”地卖国企的一哄而上将受到严格禁止。
近期发表于日本媒体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政府就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而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就已表明,中国是在加紧与世界市场一体化,而不是把保护国内企业放在首位。
该文章认为,本来“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却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
的确,片面着眼于扩大出口,而不是大力挖掘国内市场需求,扶持国内企业,是造成今天这样后果的根本原因,即为了扩大出口,为了大面积进入他国市场,中国就没有充分理由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因为开放是对等的。但是,在目前垄断资本如此强势的全球化面前,中国企业根本不具备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我们经常说“与狼共舞”,其实,羊是永远不可能获得与狼共舞的机会的,在它变成狼之前早就被吃掉了。
于是,当保护国内市场的路走不通,我们就只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即强化政府扶持,甚至不惜通过强化国家所有权来发展民族产业。对此笔者不免产生了这样一种忧虑,政府的过度介入真的能有效扭转当前装备制造工业的窘迫现状吗？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政府也曾对本国的企业提供一些政策扶持,但是其出发点都是建立在私有企业之上的,政府从来未试图通过国有化来壮大民族产业。中国在学习日本经验的同时,似乎已经走入了歧途。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与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函数是绝对不一样的。尤其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结构下,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是以引进外资和创造GDP的多少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这更增强了两个主体目标函数背离的程度。尽管有人认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是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依笔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最后患无穷的命门,它的遗害必将在未来长期暴露出来。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无法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乃至工人,他们的目标函数则是把企业经营管理好,因为这是他们的饭碗,他们更有动力去改进技术和质量,去参与市场竞争。从当前中国国企改革的失败结果来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凭借所有者地位对企业过度干预造成的。因为在一些地方,有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差,但地方政府却总把它们看做包袱,想方设法地要卖给外资,尤其以引进世界500强公司并购国企为荣,并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往往是亲自主持企业的合资谈判,企业管理者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之外,工人更是缺少应有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在根本不熟悉企业所处行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官员们对于政绩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企业乃至国家产业安全的关心。政府的过于强势,使得国有企业的一切合资安排只能听命于政府,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而且在出卖国企时常常存在资产价格严重低估的问题,这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官员腐败问题。
中国的产业进步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却存在很大的争论。在有些官员的思维中,一提到企业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就会自然想到以政府为中心去予以解决,然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突进。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中国政府始终未能摆脱扶持所谓企业“国家队”的惯性思维。从目前舆论来看,所谓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似乎又要落在企业“国家队”身上。可是,“国家队”真的可靠吗？“国家队”思维主导了中国二十几年的改革,经济增长数字令世人瞩目,可目前能进入世界500强的却依然是那些大而不强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与上世纪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期,涌现出大批拥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难道不值得国人的深入反思吗？
笔者只是想在此提醒,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绝不是政府决定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必须立足于企业层面,通过强化国家所有权干预企业决策则更是歧途。很多人说,与日本企业经营者相比,中国企业的经营者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难道是中国的企业经营者在创新能力上存在缺陷？难道是中国的国民性本身就缺乏创新能力？我看未必,如果去看看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些中国历代王朝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样的理由就完全没有说服力。其实,病根就在于政企界限的模糊不清。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分开强调了这么久,可是中国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却依然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开。国企已经在事实上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官企,政府官员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程序性互动。这才是企业缺乏真正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问题在于此,出路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