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给中国行业经济的写照是再生动不过了。中国经济的神经系统极度脆弱，就像个孩子，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控能力太差。市场是由商人创造的，也许是他们对政策的特殊理解，也许是对自我能力的极度自信，也许是超强的认为自己的判断与决策是理性的。市场的参与者们其实在转入一种迷茫，一种非理性挣扎，而自己却全然不知。这一现象的普遍，我觉得大多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周期弥漫着浓烈的政府气味所造成的。就像今年两会各省经济报告数字累计高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近四个百分点，一种虚假繁荣的背后，牺牲的是市场自身的利益。所以02年开始，我就不再判断那些所谓的专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的物流费用占GDP的20%或30%究竟是谁更精确。因为我无从考察GDP数字的真伪，也无从考察他们的核算体系是否科学。我总在想的是机票的折上折，公路运输的超载超限，油价的不断上涨，物流业的利润能见度是越来越低了，微观的策略已经很难提高中国
物流企业的交易效率了。
发展的难题在于，如果你遗忘了发展的目的，那么发展就会被发展本身异化成一种颓废和荒唐。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在启蒙和媒介方面的一大软肋，正如中国的物流教育内容的抽象化与物流知识需求者的具像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以及物流教育形式的个性化与规模经济的标准化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经济发展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靠人才，人才发展靠教育，教育发展靠开发人的潜能来实现。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却往往忽视了对于实际情况的归纳，而多以主见为前题做为演绎和推理，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以我所见，中国物流的发展已快速的驶入了这片误区和沼泽。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有非常多的缺陷的，市场交换能力以及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所以给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困惑是创新的起点，但创新不是模仿和移植概念即可完成的。而今天中国物流的创新大多是以某种凝固的原则为标准，这种原则在特定的情形中是适当的，但创新者却往往把它当作普适的标准到处套用，从而或者使它本身陷入不能自圆的困境。这种创新不顾实际情况，生硬嫁接，因而是僵化的静态的，缺乏变通和适应性。物流的从业者应全面而完整的理解物流，理解经济周期，理解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才能对物流发展的认识有周全性与广度。具体而深入的考查物流所关涉的一切对象，才能对物流发展的认识有针对性和深度。通过静态的整体与动态的要素辩别物流市场的理性与非理性。
近两年中国的企业由物流热转向供应链热，这也正是企业家们在寻找变革的方法与工具的结果，看起来是从静态走向的动态，其本质依然是固化的、抽象的。供应链是没有固定模型的，但纵观目前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基本上是固守原有的契约结构，要素流动的速度并没有加快，由其是账期上陷入无奈。在供应链上，即便信息流、物流速度很快，但资金流非常缓慢，那么对于这条链，长此以往也将成为死链或病链。所以中国的企业正处于产品的动态均衡与资金要素的静态均衡的两难中。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循环流转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而在所能打破固定流向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创新，创新的结果会产生新的收入流。也许它的理论进入中国就不灵了。
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世界，但不能改造世界。管理知识有真伪优劣之分，验正什么是对的或好的，不在于逻辑上的严谨和一时的流行，而在于是否可以实现及能否取得成果，而成果必须对一个公平、健康的社会有建设性。但愿这段德鲁克的理念能为中国物流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