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河北阳原8月3日电（记者孙自法）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考古，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高星认为，未来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将出现“方法论体系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科技考古与考古科学走向融合”“人工智能技术(AI)技术大显神通”等系列趋势，其核心发展要素是更科学、更规范、更理论、更国际。
由高星研究员等倡导发起的中国首次考古科学大会7月底在东方人类演化圣地、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顺利举办，高星在大会上发表《中国考古，从行业走向科学》主旨报告，并在会后就中国考古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等话题接受记者采访，对考古科学、科技考古、考古学科、传统考古学等相互关系作具体阐释。
考古科学是考古学或考古行业更高的发展阶段
高星表示，考古科学是在考古领域建立起的科学，是通过对过去人类遗存的发掘与研究，提取各类证据，以科学的方法和逻辑发现、推理、阐述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并在接受质疑与验证中不断发展完善。考古学则多指考古学科或考古领域、考古行业，与考古科学有所区别。“考古科学应该是考古学或考古行业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时才会被赋予的标签，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其方法、理论及其结构须符合科学的标准(证据、检验、逻辑、理论与方法)”，按照科学的架构，考古科学可以划分出“基础考古科学”与“应用考古学”。
关于科技考古与科学考古，科技考古是指在考古领域发展与运用来自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的技术与理念，不涉及特定的考古学理论；科学考古则坚持考古学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探寻与推理方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考古学。
他指出，目前，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之间存在隔阂也是提出考古科学概念的因素之一，前者认为后者不懂考古的问题、需求和规矩，只会做特定、局限的科技分析并就事论事，发表的文章过于“以小见大”，甚至学科的名称也是“大而不当”；后者认为前者缺乏科学思维与分析能力，过于主观、保守、封闭，不能开放共享材料，科学性或科技含量不够。
“二者的误解与对立很大程度上是从业者教育背景造成的，我们过早做了学科的分割，画地为牢，导致传统考古人对科技分析缺乏了解和热情，科技考古的从业者则缺乏考古的学科背景，以至于各说各话，即使合作了也往往处在‘两层皮’状态。当然，此种局面正在改变中。”高星说。
人工智能助力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将走向融合
关于中国考古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高星概括为“方法论体系将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科技考古与考古科学走向融合”“理论阐释被普遍践行”“人工智能技术大显神通”“数字化成为行业硬核”“考古学体系与架构将更加清晰完善”“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将走向融合”等诸多方面。
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将渗透考古调查、发掘、材料整理、数据分析甚至论文写作诸环节。人工智能虽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操作，但在辅助、指导人类制定调查与发掘计划、对材料分类、碎片拼合与器物复原、考古制图、考古测量、微体化石及遗传信息的辨别分析(机器学习)、各类痕迹分析、从海量数据中摘取有用的信息并发现规律等诸多方面，其标准化和客观性有助于纠正人类的主观认知偏差。
人工智能领域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可能会使田野考古发掘(包括水下考古)减少需求，越来越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可能因此得以原样保留在地下、水下，而其相关信息已经被提取分析并展陈利用。这也会为遗址保存状况的评估和合理保护措施的施加，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的考古报告、文章将被国际学术界共享。
与此同时，考古领域数字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遗址、标本、实验结果、图片与文字档案、文献等方面的电子化数据库将成为考古机构的标配和基本条件，行业间将建立起数据的标准、规范及互通的准则，逐步实现共建与共享；考古研究者将逐渐摆脱地界、语言的制约，行业内、国际间的交流与关联性研究将更加通畅、顺遂；有效数据的生产、加工能力，数据的质量与数量，具有知识产权数据的拥有量，对数据共享平台的贡献度将成为行业内的硬核，成为研究成果引用的常规指标，成为衡量、评价考古科研机构与高校的重要标准。
高星指出，在“科技考古与考古科学走向融合”方面，作为考古学大的分支领域，科技考古可能会并入基础考古科学，二者融合，前者相对独立的身份不再，相关纷争消失；而目前在科技考古下面的门类如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分子考古、遥感考古、数字考古、同位素分析等和未来应运而生的新的领域将更加发展，成为考古科学常规手段和方法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阐释方面将进一步强化考古学理论体系，会在继续吸收相邻的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等领域理念、理论的基础上，形成适合考古遗存和具有考古学本身特点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对考古问题、现象做阐释并进而诠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
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历史考古将越来越疏离，史前考古将越来越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汲取营养，以“写史”和理论阐释为己任，历史考古将越来越依赖文献典籍，越来越靠近历史学，承担“证经补史”的角色。
考古学体系与架构将更加清晰完善，形成考古科学和衍生出来的应用考古学之间的并行发展，前者不断为后者输送营养，遗产保护与利用等领域，将在应用考古学的旗帜下得到长足发展。
高星表示，未来，“中国考古学”将被重新定义，成为国际视野下考古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不再是因为中国学者以特有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语言表述而形成的区域性考古学门派或传统，而是以研究具有强烈区域(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材料与问题(尤其是与古文献密切结合的历史时代)而形成的科学领域；其以问题为导向，以对中国特定历史问题采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进行提取规律、认识真理为目的，而不是以研究者划分。
这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认为，未来的考古学将在强调基础的“考古科学”与突出应用的“应用考古学”两个方向并肩拓展，搭建起“考古科学体”的宏观构架。在此发展态势下充分延展的“应用考古学”，将成为考古科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和纽带，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