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展示用人脸识别软件进行上班考勤。(王鹏摄)
随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晚会上记者的曝光，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被滥用问题，再度激起大众的热议。
晚会报道显示，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旗下卫浴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抓取并分析得出包括性别、年龄在内的个人信息。
通过安装配套系统，商家可在顾客不知情、没有感知的情况下抓取人脸识别信息，并通过抓取的信息实现精准营销、追踪行程、添加标签等功能。仅“万店掌”一家摄像头系统生产商，目前抓取的人脸数据信息累计已有上亿条。
如今，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深度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刷脸”也一度成为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新时尚”。如何让“人面不知何处去”不再成为大众的担忧？发展与监管的平衡之路，道阻且长。
人脸识别再陷“隐私旋涡”
前段时间，“部分售楼处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精准‘掌握’客户”，成为房地产界的热门话题。
原先，同一套房屋，消费者从不同渠道购入，差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当房企用上人脸识别技术之后，却有了变相捆绑之嫌：消费者被一“识”定终身，首次看房后就被固定了业务员，其他渠道不再“接单”，消费者失去了“货比三家”的权利。因为担心自己面部信息被盗用，有买房人甚至佩戴头盔，“全副武装”去看房。
被“3.15”晚会曝光的人脸识别系统生产商“悠洛客”科技，其产品除了能够分析消费者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外，还通过抓取人脸数据，实现对消费者心情的摹写。有网友在观看晚会后直呼：“原来人脸识别比我更懂我自己！”
大众对面部信息被盗用的恐慌与反感，为何来得如此强烈？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邬辉林告诉记者，这主要是由面部信息远距离可采、虚拟距离可采，且不可替代、不可更改的特性决定的。
“相较于姓名、手机号等基本信息，面部信息属于个人不可更改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泄露就难以逆转。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第1035条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其监护人同意。再往前推，在2017年就付诸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也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存储的合法界限作出了规定。”邬辉林表示。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人脸识别设备最大的消费区域，但由南方都市报人工智能伦理课题组和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发布的《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有滥用趋势，三成受访者表示已因人脸信息泄露、滥用而遭受隐私或财产损失。
报告显示，大众最难以接受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争议场景为“部分商城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收集顾客的行为和购买手段”，其次为“一些高校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收集学生的抬头率、微表情、上课的姿态”。相对而言，大众更能接受基于安防场景的人脸识别应用，比如公共安全摄像头、闯红灯记录系统等。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的‘遍地开花’，在我看来并非好事。”市民徐先生说，“交通安检、实名登记时‘强制’刷脸我可以接受，但如果在出入门禁、上下班考勤方面也要求‘强制’刷脸，我就会很反感。”
小区出入口安装的人脸识别系统。(王鹏摄)
各界共谋“治本之策”
在先进科学技术的使用中，绝不能忽视对自然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在“互联网+”渗透至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针对不同领域中人脸识别技术引发的争议，社会各界曾多次探讨，“互联网+教育”更是首当其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基于人脸识别系统的道闸，成为全国各大高校人员出入管理的有效“助力”。同时，通过电子设备上网课，成为学生群体“停课不停学”的主要学习手段。而在此前，也有部分大学“试水”人脸识别系统，不但可以识别每个进出教室的学生，自动签到签退，还能识别学生发呆、打瞌睡、玩手机等行为。
对此，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脸识别进校园，既有数据安全问题，也有个人隐私问题。“包含学生的个人信息都要非常谨慎，能不采集就不采集，能少采集就少采集，尤其涉及个人生物信息的。”他说。
为此，教育部等八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全面规范教育App，促进“互联网+教育”健康发展。
关于房企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的问题，日前，宁波慈溪市检察院以“如何加强房企售楼处消费者人脸信息安全监管”为议题召开检察听证会，针对杭州湾新区部分售楼处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这一行为集思广益，共谋保护人脸信息安全的“治本之策”。
律师代表陆逸翔在听证会上说，本案中，楼盘开发公司的行为系违法收集买房人的个人生物信息，属于侵害不特定消费者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已受到侵害。他希望检察机关采用检察建议等诉前方式，对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以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
宁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跃军则表示：房企售楼处使用人脸识别系统缺乏必要性，在“刷脸”时代，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则很有必要。他建议房产企业对各类客户加强线下审核，并拆除人脸识别系统。
不可否认，随着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探讨日趋深入，一个良性的变化是，民众的隐私保护意识有所提升。
《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显示，高达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关心过人脸原始信息是否会被收集方保留，以及会被如何处理。其中，受访者最为关注的是收集方“采取何种技术和管理措施保证收集的人脸信息安全”。
为“脸”维权困难重重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脸信息收集门槛低，很多人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人脸识别；而且，人脸信息存储、保管、使用边界模糊，甚至被有意或无意地泄露……
“目前，相较于人脸识别系统在社会某些领域得以应用，我国相关法律建设缺乏系统性、完善性和创新性。”邬辉林对记者说。
具体来说，我国缺乏专门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明确法律法规，人脸识别技术在法律性质上仍停留在身份信息识别的隐私权范畴，且大多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属于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例如，《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收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前，应单独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并征得其明示同意；《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小部分群体因人脸识别信息被滥用而维权的道路困难重重。一是取证不易。由于人脸识别系统具有非接触性，侵权主体可远距离或虚拟距离获取人脸信息，受害者很难证明自己的人脸信息被侵害，进而确定侵权主体。二是索赔困难。大部分情况下，人脸识别系统滥用、人脸信息被非法售卖，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的伤害更大，受害者通常无法衡量事件中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索赔困难或获得赔偿少。三是二次伤害率高。人脸信息被侵害，对受害者是一次不小的伤害，维权过程中，受害者不得不复盘事情经过，可能招来他人异样的眼光，从而引发又一次伤害，因此很多受害者选择静待事件平息。
“事后维权是应对人脸识别技术滥用的‘钥匙’，但不是解决这类事件的‘良药’。”邬辉林强调，“我们应从立法创新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
制止“滥用”立法为“药”
《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显示，尽管对人脸识别技术仍然心存顾虑，但社会大众对这一技术的整体态度是积极的：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总体利大于弊，推广应用时需注重风险，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
可见，数字时代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尤其是人脸信息保护的关系，成为当下我国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时不得不权衡的一个议题。“发展与规范、放与管的关系很微妙，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不管。”邬辉林说。
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提高商业公司人脸信息收集门槛，严格贯彻用户自愿原则和勿骚扰原则，保证人们对人脸识别技术的选择权。如规定居民小区在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时，需要经过小区全体住户的同意，并获得他们的签字，且应保留其他的门禁方式供住户选择。
加大超边界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惩治力度，针对人脸识别技术滥用案件的取证不良现象，实行取证责任倒置制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再要求受害者取证，而是要求侵权方取证，侵权方要提交自己未曾侵权的证据，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受害者的压力，有效预防人脸识别技术滥用行为。（记者张凯凯 见习记者孙雨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