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承办，中国通信学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电子学会、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京东集团、人民网.人民数据（国家大数据灾备中心）联合支持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彼得.梅杰，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马尔科姆.约翰逊分别致辞。论坛共分为开幕式、主旨报告、圆桌讨论三个部分，分别由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龚克，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主持，50余位世界数字科技与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论坛，以全球视角从产业应用、理论创新、政策研究等多维度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本文将论坛与会专家观点进行总结梳理，希望能唤起学界与业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更多讨论与思考。
邬贺铨作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以“数字机遇与创新生态”为题，阐述了信息化时代下数字技术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5G技术宽带化、低时延、大连接的显著优势，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完全融合，打通了数据从采集处理、传输分析的全过程，盘活数据，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使得物联网过去感知到决策根本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邬贺铨指出，当前数字产业化的转型已经初见端倪，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新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孔翰宁作主旨报告
德国工业4.0总设计师、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董事会主席、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孔翰宁，以“数字化转型是成功的因素”——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为题作主旨报告，他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出发，阐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从危机下的企业创新、充分数据资源及基础设施支持、建立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孔翰宁院士表示，当下，方方面面都在经历转型，在数字经济领域，需要不断考虑其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建立循环经济，通过经济增长和对于资源的消耗来实现脱钩。而在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转型，要有平衡和明智的方法来加以应对，坚固社会环境和经济的效益。此外，他高度关注数据主权的问题，强调在数据确权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合作伙伴，让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进来，要确保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持续地分享最佳实践和各自经验，同时尊重各个国家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求同存异，才能够持续地实现国际合作。
王一鸣作主旨报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则从“以数字化转型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视角，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重点。他分析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这一轮科技革命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中国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延续扩张势头，金融业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速还会放缓，要素成本还会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将激活创新生态，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做出更大的贡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扬.丹斯高线上作主旨报告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数字化系教授扬.丹斯高以“数字化——范式转变”为主题作主旨报告。报告阐释了如何把数字经济技术应用到商务环境下创造新的价值。扬.丹斯高教授表示，数字化不同于信息化，数字化不仅仅涉及到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自动化，而且也会进一步改变业务流程。各个企业、各个组织都必须要在信息化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数字化转型，这样才能够在转型之中生存下来找到新的发展和增长机遇。报告中，扬.丹斯高教授还分享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大趋势：一是零售转向市场转向平台；二是从销售产品转向销售服务；三是从所有权转向使用权，从产品转向服务。他表示，我们应该用数字技术创建新的模式，同时还应该看看非数字化的技术，然后把它转化成为数字化的技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数字转型。
刘多作主旨报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多的报告引起台下广泛共鸣。她从“全球数字科技发展新方向”“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三个方面发表了对全球数字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看法。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刘多表示，工业互联网是集数字技术之大成，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方法论和相关路径，通过数据进行驱动，包括和工业机理、智能科技融合，最后形成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智能化决策闭环，只有这样才能对决策优化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刘多的看法是，一方面要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互联互通及建设投入；另外是融合创新，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同时，制定衡量数字经济统一标准。她说，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需要产业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全球共同协作，共同地把相关的隐私、伦理、法规、制度进行健全，共同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从而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龚克向与会者介绍约翰.肖特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全球历史转型与挑战中心教授，莱昂纳多.达.芬奇奖章获得者约翰.肖特对“引领数字化转型迈向第二次深度可持续转型”这一话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说明。约翰.肖特教授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批准，从转型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类：即经济社会过程中所需要转型的基本内容，如能源、交通、医疗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如生态系统、减少贫困，气候变化、减少不平等性、生物多样性；治理类，如框架治理或转型。同时他还指出，在数字转型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代表的不是单一的结构变化或者说单独企业的选择，不管是选择新的体系还是选择旧的主导体系，它都要实现深层转型。以同样的方式、方向，几个体系同时来进行转型，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管是能源，不管是交通还是各个领域，都要同时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何晓冬作主旨报告
最后一个主旨报告由京东集团副总裁、IEEE/CAAI Fellow何晓冬提出“智能交互时代服务业数字化的实践与思考”。何晓冬提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本身也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2019年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增加值28.8万亿，GDP占比29%，同比增长16.8%。在产业数字化方面进一步细分，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方面服务业占比最高增长最快，可见服务业方面数字化有大量的机会和增长空间。关于智能人机交互，何晓冬副总裁表示，基于新技术发展可能打造一系列的全新的人机协同工具系统，从而支持全渠道、全流程、全场景客户服务智能化，期望以智能人机交互技术赋能全新的服务体验，与产业生态携手共创下一个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十年。
圆桌讨论
在随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数字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指出：数字经济是一种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现象，新的数字化经济要跟能量、转型、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以进化论视角看待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数字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用一种新的形式让社会自组织，即信息化在机械化、电气化自主的基础上再形成新的能效更高的社会网络。在此背景下，政府要在治理工作中共同成长、共生进化，使社会组织、政府组织及治理理念跟数字化理念共同发展，才能让自组织顺畅运行。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延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影响。他认为：生产力跃升是数字技术非常重要的影响，数字技术对工业系统生产力的影响有四个方面：第一，生产制造的变化，即制造智能化，而这种变化趋势，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精准控制。第二，影响了供应链，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网络化协同，使整个生产制造更加高效精准。第三，规模化定制，按需定制化的生产模式更切合于消费者的需求。第四，服务化延伸，制造服务化从制造产品向提供服务延伸。数字技术对生产关系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通过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了业态，产生了很多新模式、新业态，从传统线性经济到网络经济、平台经济都是重要体现。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认为，数字经济发展面对的挑战首先来自于数字化之后数据量的指数式增长，其次是数据处理的异构甚至超异构问题。因此在未来既要解决不同数据的处理，同时需要有智能边缘把AI和5G很好结合，形成云边端一体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是应对挑战的方法。就当前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宋院长认为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引导，一方面对于重要的国家支柱型产业，需要各行业协同，如智能制造、智能交通等要经过顶层设计，以前瞻的思维来规划未来十年、二十年需要的基础设施。另外一方面，如消费、健康、医疗等领域则要鼓励社会通过市场化方式创新，只有真正的市场化符合经济效益才会激励企业用多样化的方法解决问题，才会发现更好的办法，进而才能促进支柱型产业的应用。
就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德国SAP中国副总裁和首席数字官彭俊松表达了对于当前软件问题被低估的担心。他表示，数字经济核心是数字，数字运行离不开软件，但当前软件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伴随数字经济发展，算力也在指数级提高，量子计算也将于未来出现。但当前软件开发的效率并没有指数级的推动技术在支撑，所以未来会越来越面临着软件供给侧的严重不足。应对未来工业互联网的发展需求，工业软件从供给侧来讲是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的。从全球技术发展来看，虽然软件平台化、软件开发构建化、云服务等手段在短期内使矛盾有所缓和，但若不加以重视，从长期来看，软件仍将成为未来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瓶颈。从人工智能发展角度，彭俊松建议应该遵循技术发展规律，正视当前技术中存在的局限性，用强人工智能来宣传和规划，用弱人工智能来实施和落地。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看来，弥合数字经济对弥合发展鸿沟具有重要意义。她表示，数据作为要素与传统要素有诸多不同。由于数据产生于不同的主体，数据获得的权利、获得方式及其虚拟、隐秘、移动且容易形成高度集聚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数字领域的贸易监管至关重要。张威说，从数字贸易的角度而言，“十四五”规划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其非常重要，首先是要弥合数字鸿沟、开放合作，从安全发展的角度必须明确规则，合理监管；第二，在数字的贸易中，公平非常关键；第三，作为新生事物，在安全前提下要考虑到包容审慎，既能保证数字经济发展又能保证数字经济发展更健康。
浙江大学教授王春晖也就数字鸿沟和数字安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特别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当务之急是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提高制造业的科技附加值，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最为关键。第二，现在的数字鸿沟已经进入2.0阶段。2.0数字鸿沟是指“人有没有使用数字去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有没有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当前一些传统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智能化改造，没有办法用数字技术创造财富，零散性的数字化转型非常困难。第三，数字经济严重泛滥，对个人隐私的侵害问题亟待解决。王春晖指出，今年《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出台，两者都确定了四个原则，即合法、正当、必要、安全。他建议，中国数字经济的规制要建立四大规则：数据权属规则、数据交易规则、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据安全规则。（梅亚川 岳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