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的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到50.3%，仅低于日本、德国与韩国三个国家，高于美国和英国。”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许召元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提出了对于“佛山制造”的新发现。
在许召元看来，这意味着佛山已经切入了大多数中高技术行业，处于全球较好水平。但他同时指出，佛山在这些行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今后产业升级的主要任务是在这些产业内，走向高附加值环节。
“面对全球新产业革命变局，佛山要抓住制造业转移趋势，加强走出去，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走出去’。”许召元认为，除并购以外，佛山应重视向发达国家开展绿地投资。从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看，佛山还应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倒逼企业的转型升级。
●华声宇 叶洁纯
■专家简介
许召元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新发现
佛山已切入大多数中高端产业
南方日报：我们了解到，您最近从全球制造业分工的角度，去审视“佛山制造”，这样的视角下，有怎样的发现？
许召元：数据显示，2015年佛山的高技术制造业比重达50.3%，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高技术制造业比重后发现，佛山仅低于日本、德国与韩国三个国家，高于英国、美国和法国。这一结果出乎我的预料。
具体来看，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仅为30%，日、韩、德均在60%左右，佛山仅低于这三个制造业强国，高于同处50%左右的英美。
再来看中技术制造业，2015年佛山中技术制造业占比为28.5%，英国、法国、日本、德国该比重仅在20%—25%之间，佛山同样高于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组数据说明，佛山已经切入了大多数中高技术行业，处于全球较好水平。
南方日报：你在刚才提到了高技术、中技术制造业的划分，二者是否有明确的界定方法，又分别指向哪些具体产业？
许召元：对制造业技术水平的界定有不同标准。但不论采用何种标准，根本原则是保证可比性。我们这次采用的是联合国工业与发展组织标准，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它有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主要制造业分类数据，适合做全球对比分析。
该标准把制造业分为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三个等级，高技术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医疗器械、化学、电子等；中技术制造业包括石油精炼、橡胶制造等重化工业；低技术制造业为纺织服装、食品、家具等。
南方日报：基于这个分类标准以及佛山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数据，是否意味着佛山制造业总体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许召元：不能这么说。佛山高技术制造业比重高的另一面，是高技术产业人均增加值较低。
2015年，佛山高技术产业人均增加值为4万美元，而美国2011年该数值达18.1万美元，韩国2014年该数值近20万美元。增加值率是反映各产业在总体产出中，来自本国所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就这一方面看，佛山在生产中价值创造的能力较弱，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南方日报：佛山制造业已经切入了大多数中高技术行业，但在这些行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二者是否存在矛盾？
许召元：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三来一补”代加工方式起家，在这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好赶上了全球行业间分工，转向生产环节内的分工。我们以手机生产为例，手机制造属于高技术行业，发达国家掌握研发等核心技术，而佛山企业多从事组装、结构件生产环节，附加值就低，二者是不矛盾的。
而这也并非坏事。佛山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技术水平的行业，相当于拿到了入场券，对以后的技术升级有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企业能有更多机会了解高端零部件的工艺、性能、技术标准，对高新技术的长期跟踪与敏锐嗅觉，将有利于企业抢抓机遇，实现向高附加值的跨越。
新格局
新产业革命引发三大影响
南方日报：面对这样的发展现状，在全球新产业革命中，“佛山制造”应如何向高附加值挺进？
许召元：在我看来，“佛山制造”的转型升级有两大路径。首先是结合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提高信息化、服务化的能力。我们发现传统行业经过智能化改造以后，对克服以前的不足，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纺织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以后，实现了定制化、效率驱动，降低了佛山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佛山企业在“走出去”时，生产力不仅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也应该重视向美国、日本这样一些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包括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设厂等。
南方日报：抢抓智能制造“风口”已成为大趋势。而“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有别于传统思路，你基于什么作出这一判断？
许召元：这基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传统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向竞争较弱的不发达国家投资。
但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给全球带来三大影响，第一是劳动力低成本的重要性在制造业里显著降低；第二是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的重要性降低，转向小规模定制化生产；此外，制造业基础的重要性也会削弱，发达国家早期沉淀的技术，能够通过知识经济在其他国家传播、积累。
这三种影响带来的变化，表现为中低端制造业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放缓，但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回归的趋势加强。
南方日报：那么，对于佛山企业而言，向发达国家开展绿地投资具有哪些优势？
许召元：首先，佛山具有很强的系统集成能力。发达国家对高技术研发的过多关注，已经使得其技术产业化落地的能力逐渐缺失，目前正面临劳动力匮乏、集成制造难等困境。佛山早期从低端环节一步步发展而来，脚踏实地，产业的配套优势明显。
第二是成本优势。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完全改变了以前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佛山企业在发达国家开展智能化生产，避开了当地较高的人力成本，同时机器人使用的边际成本也会降低。
长期来看，制造业分工的格局会呈现分散化、就地化的特征，就是说制造业会向消费地集聚。以前是中国生产后，把产品卖到美国，今后可能是美国市场出售的产品都在本土生产。这有一个显性的好处，就是避开关税壁垒等门槛，提升企业利润。不仅如此，在本土的生产能增强对消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生产，拓展市场；加快与新技术、新概念的融合，开展迭代升级。
新机遇
建立标准体系倒逼企业“升级”
南方日报：围绕提高产业链附加值，向发达国家“走出去”是一种方式，从佛山制造内生性因素来看，你认为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许召元：其实目前，佛山制造业有一些已经处于附加值较高环节。一批企业主动调整企业经营战略，通过品质、品牌的升级，逐渐从低端竞争中退出，转向高端产品市场。如传统塑料制品企业，经过产学研合作和持续科研投入，形成了进入汽车、船舶等高附加值产品供应链的质量水平。
现在最关键的是提升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制约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市场信心不足导致很多行业陷入低质量陷阱的“囚徒困境”，也就是说，企业即使能够生产出高品质商品，但消费者不敢相信，不愿出高价购买，最终企业只能生产低质量产品。
为此，我们应当建立起规范的质量标准体系，让消费者能够对产品做出准确的认识。
南方日报：具体而言，质量标准体系可以怎么建立？
许召元：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最关键的是要政府重视。第一是政府要优化知识结构，现在政府的投资很多都放在硬件上，我觉得政府需要加强为市场监管服务的投资。
其次，要利用国内电商、大数据优势，加强电商的反假反欺诈力度。
电商的质量标准体系比传统产业做起来更容易，要做的也更多。例如，针对卖家刷单、过滤评论等做法，政府可以通过监管，确保消费者能够真实反映评论；再如反假，实体经济可以做，电商也可以做，产品从进货到生产任何环节都形成电子信息。
南方日报：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对于“佛山制造”有何作用？
许召元：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本质上是对佛山制造业升级起“倒逼”作用。
以农产品为例，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很大，但消费者靠肉眼无法判断农产品是否有农药残留，缺乏监督和质量信息的披露。制造业产品也是一样。
所以政府国家建立这样的标准体系，完善企业信用系统，最终目标就是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高质量的产品，反过来引导他们为高质量产品付出一个好的价格，企业知道高质量产品能卖出好价钱，有动力去生产，反过来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
佛山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如果依靠企业自身打造品牌，这个过程传达到消费者那端会很漫长，而如果依靠标准信息的披露，品牌形象就能快速树立，消费者信心也就是从这里塑造的。
■观点摘要
规模经济让位小批量定制化生产
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迅速增强。除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以外，还依赖于产业规模、产业配套能力的提升。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这个优势可能会削弱。以智能制造为例，小批量定制化的生产可能将成为主流。如依靠3D打印技术，一些小的工厂也能生产很多产品，有些3D打印甚至可以打印出一辆汽车，大规模工业体系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为此，佛山一方面应坚守实体经济，继续做好知识积累；另一方面，要加强研发创新的投入，特别是嘉奖国际交流，因为只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交流当中，我们才能广泛地吸收各国的最先进的知识，把握行业发展脉搏，取得更好的发展。
走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路子
从国内看，制造业服务化都处于起步阶段，而佛山已经有企业向“潮头”挺进。维尚家具通过大数据实现家具个性化、定制化生产，紧贴消费端进行供给侧升级；众陶联将陶瓷生产各环节数据化、透明化，增强了本土企业议价能力，降低成本。
他们的软件价值、设计增加值其实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制造价值。在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中，佛山目前虽仅有少数企业做到，但他们有为其他企业立标杆的作用。纵观历史上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