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节后知名企业制造基地外迁成为热点，让人生出一丝寒意。据《证券时报》、澎湃新闻报道，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限期离厂。微软则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微软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关厂，将总共裁员9000人。此前，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这还只是一部分。制造业的倒闭潮早已开始，媒体称2015年是制造业的大考之年。
商务部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此前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对全球资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投资促进机构(WIPA)选出的2014—2016年最具前景的东道国经济体，中国位居首位。另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全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连续23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
从外管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下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两年并不算特别不景气的年份，从总量上来看，似乎还不值得大惊小怪。国家统计局公布5.1%的调查失业率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从其他数据以及实地考察看，情况不容乐观。
首先是资本外流加速，既显示了对外投资的扩大，也显示了对内经济信心不足。瑞银报告指出，过去几个季度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资本流出，仅去年四季度FDI以外的资本流出规模就高达1600亿美元。虽然去年经常账户顺差2140亿美元、FDI净流入近200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仅增加220亿美元，在剔除估值效应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之后也仅增加1180亿美元。估算2014年FDI以外的资本流出(包括证券投资、其他金融项目流出、经常转移及其他资本外逃)高达3240亿美元，与2013年净流入560亿美元形成了鲜明反差。中国中高收入群为对冲风险加大海外资产配置，显然对未来经济有下行的预期。
其次是中国传统制造基地与一些重化工业基地萧条，深陷转型阵痛的珠三角、长江三角州某些城市自不必说，笔者亲戚所在的浙江制造业发达小城，据说去年企业陆续关闭了三分之一。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报道，以煤矿、鬼城、高利贷、满城尽是豪车跑的暴发户形象著称的鄂尔多斯，一改以往假日满城张灯结彩，灯火通明的景观。大年廿九，在鄂尔多斯的大街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只红灯笼。东北老工业基地GDP下滑、转型痛苦不堪，也反映出整体制造业的低迷与不景气。就社会整体而言，农民工讨薪事件频发、债务链条的局部崩断，已经显示出在社会短板上存在极大危机。
这只是一个向度的观察，从乐观的角度说，中国创业群体层出不穷，从50岁到20岁都在抓住转型的机遇，向全产业链、个人订制方向发展，全产业链是重资产加上服务业，不必说，中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在走这条路，3人小公司也在市场的缝隙中以自己的特色服务生存。个人订制则是针对中国消费失信的必然选择，以小范围的信任纽带与高超的物流链条提供全球消费品。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小微企业、创新企业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就业、产业升级的希望所在。至于重点项目，希望大部分不会成为沉没成本。
如果说制造业外迁不是问题，如果说资本外流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此变成制度问题——如何激发小微企业活力解决就业难题，为转型腾出空间?如何增强制度信心，防止信心恶性崩溃?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让农民工成为体面的劳动者，在举世未有的人口大迁徙中保持社会的秩序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