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务的内部化特点明显。目前上海市各制造业集团的服务业务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于集团内部，来自集团之外的服务收入在全部服务业收入中所占比例普遍较低。即使是服务业务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上汽集团，其服务业务收入中来自上汽集团之外的也仅占28%。
可以说，上海主要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尚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着诸多内外发展障碍和瓶颈。为加快上海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步伐，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为制造业服务化 提供一个好环境
目前我们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主要是专利数量，而专利数量主要评价的是有形的创新产出，难以有效体现服务业所发生的创新。
从创新投入的认定来看，技术创新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非技术形式的创新在服务业中更为重要。除了一些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专门的传统研发部门，可以与业务适当分离，大多数的服务业创新是以业务流程优化、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与实际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大量的服务业创新投入被归入经营成本而难以统计，仅仅统计服务业技术研发部门投入，显然低估了服务业的创新投入。例如目前上海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标准中规定，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必须达到销售额的3%，绝大多数服务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总额比例难以达到这一比例。
从创新产出的评价方法看，服务业的创新更多是无形的。目前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主要是专利数量，主要评价的是有形的创新产出。如果沿用原来的技术指标，一些优秀的现代服务企业就难以获得应有的扶植和支持，显然不利于推动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从创新活动的支持来看，目前我国有关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但较少涉及服务业的创新行为。同时现有许多创新支持政策带有明显的制造业痕迹，不能适用于服务业创新实践。例如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中，政府都是按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一定比例进行配套，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投入更多的是人力、信息、品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软投入”，固定资产投入较少，服务企业能从政府获取的资助也较少。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将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催生许多新兴复合型业务。但目前我国许多产业和行业管理政策中，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做出十分严格的区分，不能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形势。例如制造企业在向客户提供服务业务后，无法开具服务业发票，为此不得不针对每种服务业务，都成立一个相应的独立服务业法人实体，增加了企业管理的复杂度；再如制造企业进入网络信息服务业领域（如汽车制造企业提供车载信息服务），往往难以获得互联网业务资质。现在这种固化、条线分割的行业管理政策难以适应制造业服务过程中不断涌现的产业融合、业态创新需求，需要进行变革。
同时，服务制造业务的开展，需要企业及时、全面、准确地把握客户、市场、行业的变化，这需要大量细粒度的基础信息，主要包括基于地理的人口调查数据、企业数据、行业数据等。当前这类信息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政府未能充分对社会开放。对于公共信息的开放和社会化供给，难点在于其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上海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在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法律保护的条件下，并结合市场准入管理，对这类信息的管理采取了市场化的管理模式；欧洲主要国家采取的则是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适度加工以去隐私化，并结合适当的数据开发监管措施，实现在不泄露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的情况下，满足服务制造业务发展对于细粒度信息的需求。
服务业标准化对于提高服务效率、保障服务质量、促进服务业整合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在我国乃至上海，服务制造业务起步晚，发展快，行业标准的制定相对滞后，例如在设备检修、合同能源管理、制造业物流、车载信息服务等制造业服务化的重点领域，还存在许多标准规范的空白。据上海标准化研究院统计，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中服务业的占比已与制造业不相上下，但从标准规范的行业分布来看，当前我国90%以上的标准规范仍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服务业标准十分缺乏。另外现有的许多服务业标准出台时间较早，亟待更新，例如汽车物流行业中的许多标准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已大大滞后于我国高速公路以及汽车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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