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之父”徐光宪一席“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制度，平抑大量购买美国国债风险”的话，在2009年带动了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稀土”的中国情节。相比日本人廉价的大量囤积，美国人封停自家矿产全赖进口的做法，中国人正在对因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的资源流失甚至丧失定价权进行反思。
中国人的反思 美国人的反对
今年年初，坐拥稀土储量世界第一位（已探明）“白云鄂博矿”的包钢稀土对外公布：其下属子公司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稀土原料产品战略储备”。
虽然储备资金仍主要由企业承担，政府仅给予补贴扶持，但包钢稀土20万吨以上的总储备量，加之工信部《〈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修订稿》中对未来6年，每年3.5万吨稀土出口配额的严格限定，还是打响了中国重夺稀土定价权的第一枪。
这边是仅以企业行为主导的稀土储备和出于资源、环境保护而设的出口限令，而那边，欧盟和美国打着“自由贸易”的口号，针对中国限制钨、锑和稀土等稀有金属出口的问题向WTO提起了诉讼。
供需平衡才是 稀土定价的关键
说到底，稀土价格能够体现其自身在电子、工业等领域的重要价值，才是限制出口、战略储备等手段的根本初衷，中国作为已探明世界储量第一的稀土大国，运用定价权维护本国利益自是情理之中。而目前，中国生产稀土氧化物占世界用量97%的市场份额是由低廉的成本决定的，稀土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价值回报。
面临30年后，世界上最大稀土产地——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将无矿可采；而一直依靠进口中国稀土发展电子工业的日本，如今已经储备了20年的稀土资源；在全球稀土资源的分布版图上，除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南非和越南等稀土储量也很集中等诸多不利，中国的稀土定价权回归之路绝不会仅因包钢的稀土收储和出口限令而一帆风顺。
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价格的话语权，靠储备本身会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要还要靠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平衡。”
有数据显示，2004年到2008年，中国国内稀土总配额分别为65609吨、65609吨、61821吨、59643吨、47011吨，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则是56583吨、45600吨、45207吨、52051吨、48193吨。中国稀土出口相对于国际市场的供大于求始终存在。
以史为鉴，早在90年代，我国单一高纯稀土的工艺技术就迅速扩展到地方和私营企业，全国生产能力达到12至15万吨，严重大于全球需求，这最终造成了1995年至2005年，稀土价格的一路下滑，给予我国损失外汇几十亿元的沉痛教训。
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即便工信部开启了对未来6年，每年3.5万吨稀土出口配额的严格限制，前十余年的无序开采、出口，日本等国的廉价囤积，也早已填补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对中国稀土资源的需求。而这一需求的增长，要伴随科学技术发展的循序渐进，是要有一段过程的。更何况，中国的出口限制，会导致其它稀土资源大国恢复开采，美国加州山口稀土矿的复工就是一个标志。”
随科技发展 稀土价格走高
如今，稀土不但在冶金、石化、纺织等传统领域被广为应用，更成为磁性材料、发光材料、储氢材料、新能源、显示器等高新技术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
湘财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低碳经济的到来，钕铁硼永磁作为稀土磁性材料的主力军，其在风电、新能源汽车、节能压缩机等领域的市场正在形成，预计未来5年钕铁硼行业全球仍将保持15%的增速，而我国有望将保持20%的增速；2009年，我国稀土三基色荧光灯产量超过30亿只，若80%的白炽灯被替代，合计年均需要荧光粉1万吨，到2015年合计需要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约6万吨。
但与此同时，研究报告也指出，“2009年稀土产量12.94万吨，全球稀土消费量约9万吨。预计2010年产量在13万吨以上，供过于求的局面目前仍然难以改变。但随着我国在稀土开采和出口配额等方面控制力度的加强，以及下游应用行业的快速增长，这种局面我们预计在未来2年内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对此，张安文指出能否发挥稀有金属的资源优势还有赖于整个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扩大高科技应用量，要跳开稀土看稀土，发展稀土功夫在稀土之外。”
江西省稀土学会秘书长孟学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应用稀土实现附加值最高的国家，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的稀土占到其消费总量的90%以上，而我国稀土主要是应用在传统领域，应用在高新技术领域还不到50%，特别是在稀土新材料领域，我国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我国稀土在应用领域的研究落后于美、日等国，这正是我国想要争取稀土定价权所面临的短板。看来，在争取稀土定价权的道路上，我国由储备制度和出口限令开始，还要靠科技发展拓宽应用决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