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既有历史上关于技术流派的争论，也有能源战略的模糊，以及对“比较优势”的迷恋。
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制定“728”工程的同时，国际上核电工业也在迅速发展。但是，当时在技术路线上形成了“压水堆派”和“重水堆派”两种不同意见。在这种争论声中，10年的自主研发的时间流逝了——而10年差不多是核电技术的一个代际。
更重要的差别也许是战略与政策。前文说到，从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政府一直将核电定位为主导能源战略。反观中国，我国的能源和电力政策长期以来偏重火电，对核电的定位在“补充”、“适度”、“积极”中摇摆不定。
一些人强调，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确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诚然，煤炭是中国比较充裕的资源，而人力是中国最充裕的要素。
不过，随着我国能源需求不断上升，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火电显然不能满足我国对“干净的”能源的需求。在核电这一主要的新能源领域中，我国在自主创新上的“短板”将会使这一关键领域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
现在，韩国在阿联酋和土耳其的成功，能否引起相关领域人士的思考，从而借鉴韩国，以强有力的政府引导、明确的产业政策与持续的研发投入，占领核电技术这一能源战略制高点？不仅是核电，也不仅是能源领域，在汽车、铁路与飞机制造等行业，自主化率——特别是关键技术上的自主化率——能否成为自主创新政策中的核心目标？
但愿韩国核电进军西亚能引发我们思考这些重大问题，而不仅仅是为我国核电项目找到一个更便宜的投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