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节能减排”正在成为一个让人发疯的事业。在眼下的阶段，有一些人会把所有的经济行为穿上用这四个字喷绘的花彩外衣。
穿上这些花彩外衣像节日庆典游行一般顺街而过，无论是于看客的记忆还是于道路的交通史，估计都留不下太多痕迹，本来也不必太在意。
但令人难过的是，这些招摇过市的聪明人结成联盟，还要闯进决策者的盖章大厅里，半胁迫半引诱地，让一桩桩原本脆弱不堪的经不起推敲的社会逐利行为，摇身一变为替天行道的“应对气候变化方略”，或者“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这里面最“现身说法”的案例，就是在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疯狂建设的“垃圾发电”项目。那些盼望被焚烧的垃圾，与那些盼望不被关停的小火电，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私订了终身。小火电由此避免了被驱逐出境的悲惨命运，城市垃圾管理者也由此多了一种把垃圾转移到空中的正确理由。
有些城市宣称自己是“无害化填埋”，但你走近一看就会发现，不过就是把垃圾聚到一起，挖个深坑以像掩盖罪行一样以覆土遮盖了之而已。填埋占用土地、污染地下水、污染空气，污染所有可能污染的一切。
而作为“城市金矿”，垃圾的身体里又有无数让人垂涎的宝藏。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个特别奇异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拼命谈论资源不足，奢侈地要求着人们“要节约”，另一方面却没心没肺地大肆浪费；一方面你看到有成百万上千万的“收卖佬”依靠垃圾谋生，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垃圾的管理者们面对汹汹而至的垃圾大军束手无策、一心只想打起白旗投降。
投降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垃圾焚烧。人的肉眼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经常天真地相信“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固体的、堆积如山的垃圾，烧了，排放到空气中，就成了“气态”，成了“分子”，不但看不见，而且可以顺风而行，“世界共享”，某一个城市的污染就化身为全球污染，某一个城市的罪过就稀释成了“人类的罪过”。
何况，又有智谋之士提出，既然垃圾山遇上了小火电，为什么不赶紧作媒牵线，让“垃圾小姐”与“小火电帅哥”永结同心？不仅小火电可以不需要脱硫除氮就能继续苟延残喘，而且垃圾山有了一个最适合的“生命焚化炉”。不仅垃圾之烦恼可以一烧了之，而且还可以向全世界申请“节能减排”资金，申请“脱硫补偿”，申请“二氧化碳减排交易”。两个老困难疙瘩强扭在一起，就成了两大“创新资源”；不仅带来实惠，而且带来美名。
当前，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他们要么是已经感到了垃圾焚烧带来的危害，要么是已经开始警惕垃圾焚烧将给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无穷的危害。有些城市由于垃圾分类做得好，已经陷入了无垃圾可烧的尴尬。原本信誓旦旦要把垃圾烧光荡尽的高端设备，几乎刚刚建成就成了“建筑垃圾”和公众财政的巨大包袱。
当然，永不死心的垃圾焚化炉的生产厂商，很自然地又把目光盯向了中国市场。他们相信中国市场能够吞食下所有的库存尾货。因此，他们派出强大的游说团，拿出成捆的贿赂金，开始向中国所有有垃圾的城市，发起猛烈的进攻。
而由于有了小火电机组烧垃圾的经验，所有的城市下意识地就把“垃圾焚烧”变性为“垃圾发电”，把垃圾发电变性为“节能减排”。
中国的垃圾是不能烧的，由于分类不清，它们的身体里潜伏着无数的资源也潜伏着无数的毒害，因此，放火一点，势必这些毒物会通过空气再重新沉降回大地。而中国所有的地方都住着密集人口，沉降回大地的过程就是被吸入人体的过程，就是危害公众健康的过程。
中国的垃圾是不可烧的，由于分类不清导致不可烧物太多，由于湿度太大，垃圾的热值极低，垃圾的烧尽率也极低。为了让这些垃圾能够烧得着，需要加８０％以上的助燃物，比如煤或者重油。为了让这些垃圾的底灰和飞灰有个去处，垃圾焚烧炉边需要建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
中国的垃圾是不该烧的，只要用心分类，混杂无序的垃圾就都会化身为身价百倍的资源。同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估计有着全世界最庞大也最伟大的垃圾处理前线专家。把“原生垃圾”烧掉的过程，就是烧掉这些人饭碗的过程，也是烧掉最重要的垃圾处理生力军的过程。
我们经常做一些这边厢在“节能减排”，另一边却在损耗巨大能量之事。经济学最喜欢计算的是“投入产出比”，能源学家最喜欢计算的是“能源增益”。如果巨大的投入产出是负数，如果为了生产五度电需要消耗十度电，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做这样的“节能减排”项目？
最后，重申一个最简单的物理常识：物质不灭。固体之物固然可以通过高温转为气态之物，但这些物质永远不会消失。既然你没法让它消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回收再利用。而回收再利用最好办法，是推动全社会进行垃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