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们用一串坚实的脚步，开启了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大幕，谱写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开局之年，成绩不凡。“良好开局是怎样实现的？”全国人大代表们这样畅谈：良好的开局得益于我们“好”字当头，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回眸200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们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上有了新提高，政策上有了新举措，实践上有了新进展。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6年，有关部门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人民银行2 次上调基准利率、3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有关部门先后出台钢铁等11个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提高了市场准入标准。
谈到宏观调控，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叔红举出一串数字：2006年湖南省GDP增长12.1%；财政收入891亿元，增长1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幅。他说，湖南的经济发展是我国宏观调控成果的一个印证。
正如陈叔红代表所言，2006年，我国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进一步把紧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按照“点调节、预调控、稳节奏、重实效”的原则，从土地、金融、市场准入、外资外贸、扩大消费等多方面，充分运用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安全政策等杠杆，标本兼治，取得了积极成果。
2006年，我国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严把土地闸门；人民银行2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3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引导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出台了水泥、电解铝、钢铁等11个行业的结构调整指导意见，提高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政策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商务部联合海关总署等部门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产品加征了出口关税，严格控制相关产品出口。
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三者走向协调。代表们用一串串数字描述了这良好的开端：国民经济跃上20万亿台阶；全年财政收入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7000多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比上年增长31%；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5%，涨幅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
2006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达2943亿元，占GDP的1.41%，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比上年增加19.2%；14个省区市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率超过50%。在此支持下，我国科技发展取得诸多新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循着开局之年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了另一条主线：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
“这是一个老话题，但面临着新的任务。”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对记者说：“浙江一度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快车’。正是因为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碰到的问题比较早，感受到的压力也比较直接。
近年来，在资源紧缺、环境制约的情况下，浙江主动调整，选择了新的发展路径。”
黄坤明代表把嘉兴的结构调整归结为“两个加法、两个减法”。第一个“加法”是“加容积率”。他以用地为例，“现有的土地容积率较低，给集约节约用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过去厂房大多只有一层，现在鼓励建标准厂房。再比如，在用地‘倒逼机制’下，那些大量用地的项目我们就不接了。”
另一个“加法”是“加科技含量”。黄坤明代表说，“科技进步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在嘉兴，政府积极搭建创新平台，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得到支持和鼓励。每到年底，市里都会表彰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你看，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嘉兴转化中心都落户在这里。依靠这些平台，近3年我们从邻近的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引进了3万名人才。”
有了这两个加法，自然产生出“减法”：一是减少了资源要素的约束，二是减少了发展成本。
嘉兴的实践是浙江省的缩影。据了解，开局之年，浙江选择了新的发展路径“腾笼换鸟”，下决心腾出空间，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思路实施产业转型。
嘉兴的实践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向良性调整的缩影。由于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经济形成了投资、消费、出口“三个引擎”共同拉动的局面。
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两项约束性指标层层分解落实，直到县乡级政府、有关行业和重点企业。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
“不环保就没法生存，不节约就不能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焦作市黄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孝江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加入进来。”
王孝江代表用他的亲身经历阐释了这个观念：“我们原来用的是传统锅炉，最多时达到17台，成了冒烟的锅炉群。传统锅炉有两个弊端：一是污染，二是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上“火箭项目”循环流化床锅炉。这样一来，不仅燃烧充分了，烟尘也少了，还提高了使用效率。
王孝江代表所在的黄河集团有个
造纸厂，属于高污染行业，治污投入多，难度大。当时，他们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治污没钱投入，不治污企业死路一条。“上一套环保装置需要投入1.2亿元，可我们当年利润只有2000多万。有人担心，投入环保资金压力特别大。但我们咬紧牙关上了环保项目，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建成，今年底产量就可达到10万吨。而当年没有治理的造纸企业都关掉了，我们的企业进入了良性循环。”
“去年是全民资源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淮北市委书记花建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近年来多管齐下，狠抓节能降耗减排：从企业、项目、工业园区入手，全面推行循环经济；做好煤炭深加工，由粗放式开采向集约式利用转变，由动力原料向化工原料转变，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和综合利用率。
虽然像花建慧代表、王孝江代表所说，许多地方和企业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破除资源、环境瓶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代表们表示，必须更加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追求以比较少的资源消耗、比较低的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这才是又好又快的真正内涵。
来源：经济日报
2006年我们用一串坚实的脚步，开启了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大幕，谱写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开局之年，成绩不凡。“良好开局是怎样实现的？”全国人大代表们这样畅谈：良好的开局得益于我们“好”字当头，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回眸2006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们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上有了新提高，政策上有了新举措，实践上有了新进展。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2006年，有关部门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人民银行2 次上调基准利率、3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有关部门先后出台钢铁等11个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提高了市场准入标准。 谈到宏观调控，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叔红举出一串数字：2006年湖南省GDP增长12.1%；财政收入891亿元，增长1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幅。他说，湖南的经济发展是我国宏观调控成果的一个印证。 正如陈叔红代表所言，2006年，我国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进一步把紧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按照“点调节、预调控、稳节奏、重实效”的原则，从土地、金融、市场准入、外资外贸、扩大消费等多方面，充分运用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安全政策等杠杆，标本兼治，取得了积极成果。 2006年，我国打出了漂亮的“组合拳”。《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严把土地闸门；人民银行2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3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引导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出台了水泥、电解铝、钢铁等11个行业的结构调整指导意见，提高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政策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商务部联合海关总署等部门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产品加征了出口关税，严格控制相关产品出口。 标本兼治的“组合拳”带来了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三者走向协调。代表们用一串串数字描述了这良好的开端：国民经济跃上20万亿台阶；全年财政收入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7000多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比上年增长31%；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1.5%，涨幅比上年回落0.3个百分点。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 2006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达2943亿元，占GDP的1.41%，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比上年增加19.2%；14个省区市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率超过50%。在此支持下，我国科技发展取得诸多新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循着开局之年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了另一条主线：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 “这是一个老话题，但面临着新的任务。”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对记者说：“浙江一度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快车’。正是因为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碰到的问题比较早，感受到的压力也比较直接。 近年来，在资源紧缺、环境制约的情况下，浙江主动调整，选择了新的发展路径。” 黄坤明代表把嘉兴的结构调整归结为“两个加法、两个减法”。第一个“加法”是“加容积率”。他以用地为例，“现有的土地容积率较低，给集约节约用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过去厂房大多只有一层，现在鼓励建标准厂房。再比如，在用地‘倒逼机制’下，那些大量用地的项目我们就不接了。” 另一个“加法”是“加科技含量”。黄坤明代表说，“科技进步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在嘉兴，政府积极搭建创新平台，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得到支持和鼓励。每到年底，市里都会表彰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你看，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嘉兴转化中心都落户在这里。依靠这些平台，近3年我们从邻近的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引进了3万名人才。” 有了这两个加法，自然产生出“减法”：一是减少了资源要素的约束，二是减少了发展成本。 嘉兴的实践是浙江省的缩影。据了解，开局之年，浙江选择了新的发展路径“腾笼换鸟”，下决心腾出空间，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好“鸟”，按照“优农业、强工业、兴三产”的思路实施产业转型。 嘉兴的实践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向良性调整的缩影。由于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经济形成了投资、消费、出口“三个引擎”共同拉动的局面。 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两项约束性指标层层分解落实，直到县乡级政府、有关行业和重点企业。2007年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 “不环保就没法生存，不节约就不能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焦作市黄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孝江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加入进来。” 王孝江代表用他的亲身经历阐释了这个观念：“我们原来用的是传统锅炉，最多时达到17台，成了冒烟的锅炉群。传统锅炉有两个弊端：一是污染，二是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上“火箭项目”循环流化床锅炉。这样一来，不仅燃烧充分了，烟尘也少了，还提高了使用效率。 王孝江代表所在的黄河集团有个造纸厂，属于高污染行业，治污投入多，难度大。当时，他们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治污没钱投入，不治污企业死路一条。“上一套环保装置需要投入1.2亿元，可我们当年利润只有2000多万。有人担心，投入环保资金压力特别大。但我们咬紧牙关上了环保项目，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建成，今年底产量就可达到10万吨。而当年没有治理的造纸企业都关掉了，我们的企业进入了良性循环。” “去年是全民资源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淮北市委书记花建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近年来多管齐下，狠抓节能降耗减排：从企业、项目、工业园区入手，全面推行循环经济；做好煤炭深加工，由粗放式开采向集约式利用转变，由动力原料向化工原料转变，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和综合利用率。 虽然像花建慧代表、王孝江代表所说，许多地方和企业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破除资源、环境瓶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代表们表示，必须更加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追求以比较少的资源消耗、比较低的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这才是又好又快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