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经过激烈角逐，国家发改委批复，由重庆医科大学和重庆海扶(HIFU)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有关单位共同组建超声医学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是十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数字医疗领域的惟一一个。
这标志着全国惟一的数字医疗器械产业化平台，在重庆搭建。
数字医疗器械的产业化需要软件和制造业同时兼备且较为发达，“老工业基地”重庆靠什么获此殊荣？
答案是：靠自主创新叫响“重庆造”。
放弃“拿来”选择创造
数字医疗器械是一个巨大但又被发达国家产品长期垄断的市场。
“要涉足其中，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命运就掌握在别人手里。”重庆博恩科技(集团)公司总裁熊新翔说。
做软件起家的博恩，涉足数字医疗的指导思想是“不能只替别人打工”。因为品牌和知识产权的价值最大。
熊新翔选择的突破口，是国外已研发成熟但从来没有应用于商业领域的技术———生物电磁场及异物扰动原理。博恩将软件技术与“虚拟制造”相结合，最终自主研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医疗产品———BORN-BE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
“这是一种全新的、填补全球目前临床脑水肿无创监护空白的系列医疗仪器。”熊新翔说，以前检查大脑内的水肿和血肿情况只能通过照CT的方式实现，检查到的结果也是瞬间的、片刻的情况，这种新型的动态监护仪能够在无创的情况下动态显示脑水肿变化状况，形象地说，就是将幻灯片变成了电影。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中的主持下，专家组给该产品的鉴定意见为：达到了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水平。国家药监局给予该产品“具有开创性的产品”的高度评价。
目前，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已在国内120多家用户医院使用，遍及国内28个省区市。
承担风险创造机遇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提出“运用超声实现人类无创手术”(HIFU海扶技术)的设想。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世界范围这一设想没有取得突破性成就。
1997年，世界首台利用聚焦超声治疗肿瘤高科技医疗设备———海扶刀在重庆医科大学研制成功，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轰动。国际专家评价：中国开始跻身于一场世界性的高技术角逐，该项技术让中国领先世界。
1988年，以王智彪等重庆医科大学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创业团队，开始向HIFU技术发起冲击。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冲刺———如果成功，可以大大领先于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如果失败，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1996年，王智彪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生物学焦域”的概念———HIFU经单次辐照后，能量在生物组织中沉积，形成点状凝固性坏死，犹如一把无形的“刀尖”，达到无创切除肿瘤的目的。
这一重要理论基础，为海扶刀的诞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有人曾这样描述海扶刀：没有血淋淋的操作过程，没有治疗的痛苦，没有残疾的危险，也没有辐射的危害，是完全绿色的无创治疗方法。
2001年，海扶刀顺利进入英国，宣告我国在大型数字医疗设备完全依靠进口历史的结束。英国牛津大学丘吉尔医院专门兴建了海扶中心，用于肝癌和肾癌的治疗。BBC如是报道：牛津大学丘吉尔医院使用的一台先进设备来自中国。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使用一台来自中国的设备，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采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目前，海扶刀已经出口到英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创汇700多万美元。
不惧偏见勇拓市场
“有特色，规模小。”这是市科委社会发展处黄昕副处长对我市数字医疗行业的整体评价。
重庆的数字医疗企业，很大部分产品技术含量高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目前还没有一家年产值上亿元。
这说明，研制出成果只是创新的开端，能否实现产业化则是另一回事。
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曾经把公司研发的血液净化系列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作对比试验。“事实证明，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地方输给国外产品，甚至有的功能方面优于国外产品。”公司董事长高光勇说：“这让我们非常尴尬，不过也更增添了开拓市场的勇气。”
熊新翔对此也有同感：“我们介绍产品的时候，医院的专家总会问国外有这种仪器没有？当我们回答这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仪器时，他们常常会流露出怀疑的神情。”
“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所有的本土企业都面临来自市场的怀疑，在功能相同的情况下，本土医疗设备的采购成本和治疗收费都低于国外设备，但是很多地方仍然采购国外设备。重庆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较量，还有许多不公平因素。”市经委高新处负责人表示，重庆的数字医疗产品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孵化的成果，政府长期对这个行业给予支持，效果非常明显，但目前这些年轻的企业更需要的是政策扶持和至少与外资企业相同的待遇。
数字医疗市场有三大特点：被国外企业高度垄断的市场；中国正在孕育全球最大的市场；本土企业发展须挑战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企业不仅要在研发上创新，在开拓市场、建立营销模式上也需要创新。这种创新直指市场，是叫响“重庆造”最现实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