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曲折复苏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以数据带动高水平融合，以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以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成为撬动经济增长的新杠杆，成为各国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选择。“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步入健康发展新阶段，要素链、产业链、价值链、制度链在相互作用中走向深度耦合。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顺应数字经济时代需求，紧扣数字经济特征优势，从要素、产业、融合、治理等方面系统布局，为“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必然产物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技术进步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经济形态的演变升级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18世纪中后期，蒸汽动力技术诞生，蒸汽机、纺织机替代了个体工场的手工作业，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标志的工业经济全面开启。19世纪末，电气动力技术得以发展，以电力为驱动的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形成领先优势。20世纪中期，信息技术、数控技术实现突破，促进了以大规模定制为特征的生产体系变革，通过效率提升和需求引领的显著优势创造经济新价值，以IC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部门成为经济新“发动机”和“增长极”。当前，以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合，催生更多新生产方式、新产业形态、新商业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大踏步迈进。
（二）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驱动，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相较于传统经济，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发展动力均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发展动力方面，数字经济是零边际成本效应突出的新型经济，其市场活动基于数字平台开展、依赖数字网络传递，在梅特卡夫定律影响下，产出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增长关系，且用户数量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成本费用无限趋近于零，而产出价值实现爆发式增长。在发展效率方面，数字经济具有范围经济特征，通过平台化、在线化汇聚大量买家和卖家，实现不同的业务环节和产业链条相互渗透、融合，催生出个性化、多样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小众化、差异化需求得以满足，大量非主流市场的价值创造形成总量叠加，从而大大超过主流市场，形成“长尾效应”。在发展质量方面，数字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依托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使很多原本在线下进行的活动转移到线上进行，优化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减少资源浪费及低效率消耗，促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三）数字经济是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经济未来发展主动权的竞争焦点日益向数字经济集中。领先国家和地区纷纷实施前瞻性战略，加强对数字技术和产业的优先布局，推进数字化应用，强化数据安全流通治理，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美国推动实施《美国数字经济议程》《2021年创新和竞争法案》等，聚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制造、5G等关键数字技术领域发展。欧盟出台《塑造欧盟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欧洲数字主权》《2030数字罗盘》等政策文件，谋划欧盟数字经济领域领先优势。日本提出“互联工业”“社会 5.0”“数字新政”等战略，争取半导体材料、关键元器件领域全球领先地位，谋求以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数字经济作为技术产业主导权的新高地、国际治理话语权的新领域，正推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二、数字经济加快经济发展特征转变、优势重塑
（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红利新空间
土地、资本、劳动力是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正面临土地约束趋紧、资金投入产出率不高、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等日益严峻的发展挑战。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网络全面普及、计算无处不在、要素广泛连接，由此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成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驱动。一方面，数据具有突出的乘数效应，数据流带动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边界，促进资源配置从单点优化向多点优化演进，从局部优化到全局优化演进，从静态优化向动态优化演进，显著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数据具备可复制性强、迭代速度快、复用价值高、无限增长和供给等禀赋，数据规模愈大、维度愈多，数据的边际价值反而成倍增加，从而能够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的束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支持。
（二）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经济运行新动脉
当前，数字技术与信息网络高度集成，与铁路、公路、机场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深度融合，与水、电、气等生活设施广泛交互，赋予基础设施全面感知、泛在融合、智能服务的数字化能力，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战略性、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数据+算力+算法”日益成为基础设施的通用技术底座，为经济运行所需的大规模数据流转提供充分的采集、传输、存储、计算和应用支持，通过数据共享、算力普惠和算法“自助”等服务模式创新，赋予各类经济主体平等享有数字技术红利。传统基础设施运行的封闭性、不确定性正在被加速破解，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孪生空间将基础设施的物理状态精准映射，通过模拟运行、敏捷分析和精准决策，实现对基础设施运行的精准调配和全局优化，为经济畅通循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数字化模式引领经济发展新形态
数字技术向各行业领域的渗透扩散，加速了产业要素裂变聚合，推动生产力组织方式日益走向平台化、共享化、智能化，对经济运行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产生深刻影响。平台化模式正成为产业活动的基本形态，数字平台开放、共享、协同、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经济主体互动、生产活动组织、产品服务供给更加敏捷，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动态响应市场需求的周期更短。共享化模式将共享理念有效转化为有价值的商业活动，将生产、生活领域的碎片化资源充分整合、弹性配置，改变了固有的产权思维，减少了低效能的资源闲置，激发了中小企业主体乃至个人广泛参与价值创造、按贡献获得公平收益的热情。智能化模式正在孕育未来发展的新变革，以“黑灯工厂”为代表的智能生产，基于内外部生产数据的融通分析，逐步实现设备精准控制自执行、企业智慧决策自优化和产业链协同自适应，正成为引领行业前进的“航向标”。
（四）数字化业态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数字技术与技术、工艺、知识、流程等的深度融合，引发了多行业系统性、革命性突破，深刻改变传统行业的链条环节、业务形态和服务模式，催生出新的消费理念、商业活动和价值空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新兴业态融合性特征日益明显，农业、制造业服务化延伸加快，不同服务业跨界融合成为常态，一二三产业边界正在消融。新兴业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服务增值和内容增值，智慧课堂、互联网医疗、协同办公、数字娱乐等新兴在线服务日新月异，打造传统行业更多的新属性标签，甚至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行业发展生态。新兴业态的场景建设正在兴起，以线上线下交互、沉浸式消费体验、多元化服务供给为特征的场景创新持续演进，正在探索效益更好、价值更高、可持续的商业化途径，赋能新兴业态快速成长。
（五）数字化生产关系定义经济新规律
数字经济的生产力水平正在超越传统工业经济，不仅大幅提升了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能力，还深刻改变了要素与要素、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维度和层次，加速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重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日益分离，以数据为例，数据可能由一群消费者生成，由数字平台经营者加工处理，形成数据驱动的新服务提供给另一群消费者使用。价值分配机制日益复杂，个人基于数字平台与企业共享资源、协同创新，既能深度参与生产、按贡献获得收益，又能消费产品、促进企业生产价值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也从雇佣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化。交易规则孕育重大改革，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再由供需均衡时的市场价格决定，而是通过先免费后付费、“羊毛出在猪身上”等更多形式实现，数字货币的生产、支付和流通体系正在加快建设，将有可能改变传统的以纸币、黄金等为代表的货币结构、流通规律和价值形成机制。
三、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要义
“十四五”时期，要以《规划》为指导，系统布局，重点发力，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要素充分协同、产用衔接互促、供需动态平衡、机制灵活适配，促进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要素为核，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巨大已成为多方共识，数据要素流通需求正被大量激发，但数据要素市场源头供给、技术工具、制度规范等还不够充足，流通模式、服务、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仍待增强，许多环节尚无成熟的先例可循。应发挥管理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在政府数据整合共享、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企数据融通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在分类分级基础上推动数据汇聚融合、深度加工和增值利用。供给侧应加快培育数据流通服务链，培育贯穿数据采集、标注、治理、分析、交易到应用等全环节的服务主体，探索基于可信数据空间的服务和交易模式，提升数据要素市场运营能力。需求侧应以场景应用为牵引，打造智能制造、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示范场景，提升各类主体管理数据、运用数据、开发数据的能力，激发更多数据要素流通需求。制度侧应强化数据权属、价值评估、定价交易、流通规则等机制创新实践，保障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二）创新为上，打造自立自强数字技术产业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创新实力快速提升，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脆弱的格局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在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遭受遏制的局面加剧，走引进吸收、跟踪模仿的传统创新道路难以为继。要增强数字经济源头技术供给能力，强化项目、人才、基地、资金等创新要素一体化配置，瞄准关键技术瓶颈集中突破，补齐技术短板。要营造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开放式、协作化、国际化开源平台，推动创业创新资源要素数字化改造、在线化汇聚和平台化共享，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要打造战略领域竞争优势，增强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供应链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抵御能力。要深入发展在线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新个体经济，加快产品创新、运营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广更多应用场景，引领融合性数字产业新方向，打造未来经济新增长点。
（三）融合为径，深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但与消费服务领域相比，我国农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期，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要强化先行企业数字化引领，引导行业龙头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系统整合和数据链打通，推动全过程、全环节、全链条业务协同和流程再造，全面提升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的综合集成能力和智能化水平。要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补课，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云，促进中小企业生产要素数字化、生产过程柔性化和系统服务集成化，不断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和成本。此外，还要完善数字化转型支撑服务生态，释放大型平台企业技术、数据、服务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服务机构，以数字化服务创新带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数字化转型发展。
（四）改革为要，着力增强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通过创新数字化治理方式，优化治理手段，构建更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不断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制，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监管，推动政府、平台、行业协会、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提升透明开放监管水平。完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自律，完善信用体系，保障用户权益，构建竞争规则共制、商业利益共享的竞争秩序。同时，还应建设性参与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供更多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与世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张立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