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动化学会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家一级学术群众团体之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自动化、信息与智能科技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自动化学会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60多年前，为适应1956年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远景纲要，在我国自动化事业的老前辈钱学森、沈尚贤、钟士模、陆元九、郎世俊等同志的倡议下，经过有关国家部门的酝酿和全国科学联合会的商定，于1957年5月产生了由钱学森等29人组成的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钱学森、钟士模、沈尚贤负责，屠善澄负责秘书处。之后还去欧洲调研，同时了解IFAC的组织架构等。1961年11月27日，在天津召开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
迄今为止，中国自动化学会已召开了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为钱学森院士；第三届理事长为宋健院士；第四届理事长为胡启恒院士；第五届理事长为胡启恒院士、杨嘉墀院士；第六届理事长为杨嘉墀院士、陈翰馥院士、第七届理事长为陈翰馥院士、戴汝为院士；第八届理事长为戴汝为院士；第九届理事长为戴汝为院士、孙优贤院士；第十、十一届理事长为郑南宁院士。
纵观中国自动化学会从筹建到今天的60余年，我国自动化系统工程研究和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世人所瞩目，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工作也得到蓬勃发展。
下文以本人的求学、工作经历为时间线，回顾我熟悉或接触过的与自动化相关的国内外专家学者。
常迥院士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教授，是我在无线电系的老师，后来调入自动化系，创建了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学科。在我和江上舟准备考研期间，常先生非常热心地鼓励我们，并将自己写的教科书寄给我们，还写了一封长信，谈了相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他的帮助对我的一生影响非常巨大。后来在我读研期间，我还上了他两门课，一是信号处理，另一是实变函数。他的讲课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张钹院士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研究，2015年获得2014 CCF终身成就奖。经张先生推荐，我于1978年开始跟章燕申老师读研究生。章燕申老师原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钟士模先生的副手，1975年转入精密仪器系，任陀螺导航与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我在精密仪器系读研期间，章老师对我的要求，不要只考虑写论文，先要把实物做出来（我当时是做潜艇导航静陀螺伺服系统的）。他的教导让我终身受益。读研期间，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吴麒教授讲授自动控制理论。他关于PID调节器的一堂课十分有深度，其板书、讲述方式深刻地体现了一位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水平和态度，后来他专门研究自动控制的频域理论。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苏黎世留学。我的导师Mohamed Mansour教授在稳定性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建树，有一个著名的Mansour-Matrix。Mansour教授曾在IFAC中担任司库，我的另一位导师Walter Schaufelberger教授曾担任IFAC教育委员会主席，因为苏黎世理工学院是IFAC创会成员。在我留学期间，因为我导师的关系，有些著名教授经常会去访问，包括Karl J. Åström教授（提出随机控制）、Petar Kokotovic教授（提出奇异摄动）、Eliahu I. Jury教授（提出离散系统的稳定性理论）、Manfred Morari教授（接班我导师的自动化研究所所长）、Brian Anderson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提出H∞稳定性理论）。在ETH期间我也上过Rudolf E. Kalman教授（1961年提出状态空间理论，时任ETH应用数学系教授）的课。值得一提的是Mansour教授和宋健院长也是好朋友。
1986年2月我从苏黎世留学回国时，国家正在酝酿“863计划”。我和中科院丁寄萍教授去中科院自动化所拜访杨嘉墀先生，向他请教“863计划”。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了“863计划”的前因后果。“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先生，是水下机器人的创始人，现在已经过世，如今的新松机器人公司也是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另外还有吴澄院士和李伯虎院士也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两位首席。我回国后紧紧追随其后，做了一些“863计划”的项目，对我之后的发展影响深远。至今同济大学的CIMS中心还在。他们以系统工程作为二级学科，始终保持着信息、机械和管理的交叉。
后来我到上海工作，有几位老师对我帮助很多。张钟俊院士、蒋慰孙教授对刚回国的我非常关心。上海大学的陈伯时教授是我国电气传动和电气自动化学科的著名学者、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对我也很关心。龚惠兴院士曾经担任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对我们帮助很大。还有几位老师跟我可以讲是亦师亦友，也是同事。邵世煌老师、王行愚老师跟我同时做校长，专业上互相切磋。席裕庚老师、张伟江老师与我是同辈，我们都涉自动控制领域。
在同济大学，我也有一批老师和同事。陈辉堂老师、宣国荣老师和他俩的夫人从西安交大调入同济大学任教，他们四位都是研究生导师，促成了同济大学自动化博士点的建立。同济大学的老校长江景波先生在管理学院系统工程领域，也从校内帮助我们招收博士生，促成自动化学科的发展。严隽薇教授和肖蕴诗教授是我在清华的研究生同学，他们两位后来加入同济大学，对于同济大学这个领域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几位信息学院的院长，张浩、蒋昌俊、陈启军，也是我的好同事。
关于IFAC世界大会的回忆。第11届IFAC世界大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有41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我国代表53人，张钟俊院士、杨嘉墀院士也分别带队参加了会议。杨先生是带队去申办第十四届IFAC世界大会的。大会共收到1500篇论文,经IPC评选录用594篇,其中美国数量最多(94篇),我国与日本并列第二(60篇)。记得蒋新松、吴澄也去了，北航也去了几位，包括毛剑琴教授。我有一篇关于CIMS的文章在会上宣读。
第14届IFAC世界大会于1999在北京召开,为期5天，是当时在中国举办的自动化领域最高级别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浙江大学吕勇哉教授是IFAC主席（1996年当选）。这届大会有50多个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约1500多人出席了，共录取论文1556篇,在中国大陆312篇论文中，同济大学有11篇入选，是同济大学自动控制方面第一次在IFAC大会上崭露头角。
下面介绍几位对同济大学控制学科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第一位是清华大学孙增圻教授，他应该是瑞典Åström教授的学生。孙教授是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遥科学及空间机器人专家组组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智能控制及机器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智能控制、机器人、模糊系统和神经网络、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控制系统CAD等方面颇有研究，主持了我国很多机器人比赛，如RoboCup世界杯与中国机器人大赛等，是他介绍严隽薇老师和我参加自动化学会的，也使同济大学积极参加甚至主办RoboCup。第二位是李衍达院士。李衍达先生长期从事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常迥先生是他的老师），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六、七、八届副理事长，对学会的发展以及重点学科的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关心和支持了同济大学自控博士点的建设。还有孙家广院士，他直接支持了同济大学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的建立和建设。这是一个产学结合的平台。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30多年来一路同行的老师、同事、学生和朋友们！
国家“863计划”是当时基于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提出要追赶世界高新技术的背景下提出的，重点是跟踪学习世界科技前沿技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科技创新正由“跟跑”为主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并争取“领跑”。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要实现科技创新领域的“领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还需要在原始创新上持续发力，这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也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和科技部项目的要求。
科学研究应该是从问题出发而非从论文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十分重要，但是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是不够的，需要考虑成果转化的问题。
当前正是信息时代爆发的年代，自动化领域大有可为之处，任重而道远。现在将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投身其中，促进其发展和进步。上一辈的科技工作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们需要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谱写自动化发展的新篇章。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中国自动化大会上所作报告速记整理而成）
吴启迪，清华大学通信技术专业本科毕业。获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曾任同济大学校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主任、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理事长。吴启迪教授长期从事控制理论、控制工程和管理工程领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曾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