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生产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我国清洁生产理念始于上世纪70年代，陕西省作为最早参与实施清洁生产的省份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2013年~2015年，陕西省累计完成72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年产生经济效益62081.31万元，年减少废水排放291.55万吨、削减化学需氧量680.35吨、削减二氧化硫6704.65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6636.5005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这既给清洁生产带来新的机遇，又带来严峻挑战。
新常态下清洁生产面临机遇和挑战
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清洁生产面临以下机遇：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新《环境保护法》、《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了保护环境的国家意志。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为清洁生产提供了发展机遇。
严格的排放标准倒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环境执法力度必将加大，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断趋严，企业单纯依靠末端治理将不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清洁生产将成为必然选择。企业面临严格的环境执法和高额的环境违法成本，这将倒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实现升级转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清洁生产发展带来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挑战，加快发展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的呼声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为清洁生产带来技术创新的机遇、巨大的潜在市场和资本保障。
新的工业革命为工业清洁生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中国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一步步逼近工业4.0，中国企业要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中国制造2025》提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能有效服务于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为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重要着力点。同时，互联网发展态势迅猛为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升级、推广提供重要帮助。
绿色金融渐趋活跃，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新潮流。节能环保领域持续投入是清洁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盈利机制逐步健全可使节能环保领域吸引力增强。绿色金融方兴未艾，环保投资成为热点，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
经济新常态下，清洁生产面临以下新挑战：
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企业动力。新常态下发展速度放缓，工业企业收入下降，技术革新的投资能力也在下降，导致一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意愿不强，许多明显可行的清洁生产改造项目受制于现金流而被迫推迟或放弃。
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任重道远。产业转型、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长期性产能过剩态势显现，进一步淘汰压减将更多涉及非落后产能，实施清洁生产需要企业家更大的决心和资源整合能力。
绿色壁垒逐步加大。国际上对我国环境履约将持续施压，绿色壁垒需积极应对。绿色壁垒不仅来自国外，国内的绿色壁垒也开始出现。如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对其供应链提出了清洁生产的绩效要求。
清洁生产服务能力差。当前，清洁生产咨询机构业务水平良莠不齐，咨询服务市场管理机制不完善，存在无序、不良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企业节能减排需求持续增长，而清洁生产服务机构还停留在辅导和主导企业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阶段，不能真正发掘企业内部存在的各种节能减排技术需求和管理需求，不能帮助企业规避环境风险，不能增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竞争力。
清洁生产应实现三个转变
笔者认为，经济新常态下清洁生产必须采取双轮战略，既要服务环境保护，又要服务结构调整。在这两大目标下，做好清洁生产工作的关键在于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引导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和推广从自发状态向以改善关键工业污染为主转变，严格锁定重点污染行业，着力提升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二是由“一刀切”管理转为分区域、有重点的精细化管理，例如可针对重点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开展相关工作。三是将清洁生产工作范围从以审核为主逐步向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转变。
具体来说，可逐步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梳理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环境问题，提出清洁生产技术需求清单，调动全国甚至国际研发资源，进一步加强清洁生产科研，落实清洁生产经费保障。
二是进行清洁生产精细化管理。根据区域工业特点，分区域、有重点地进行清洁生产精细化管理。以陕西省为例，针对陕北的兰炭、陕南的皂素、重点流域的重金属等，可出台地方标准，引导企业绿色转型。
三是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推行生态设计。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加快建立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采购、生产、营销、回收及物流体系。
政府管理职能亟待调整
清洁生产具有双重属性，因其环保功能而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因其生产功能而具有市场属性。因此，政府管理职能也需要进行调整，既需要注重监督又需要注重服务。
发挥市场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清洁生产具有很强的市场属性，许多清洁技术项目的实施会给企业同步带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此，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并重。成立清洁生产联盟，实现清洁生产行业自律。建立规范的清洁生产咨询服务市场，实现行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建立政府与清洁生产行业协会间的信用信息互联共享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行业协会开展信用评价、咨询服务，推进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清洁生产应交给市场。但由于清洁生产具有环保属性，政府也要有所为，不仅要进行监督，还要强化服务功能。政府要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要监督企业行为，做好裁判。要出台鼓励政策，调动社会力量促进清洁生产深入开展。制定清洁生产发展规划，把握清洁生产工作发展方向。
建立清洁生产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信息共享。通过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引导，将清洁生产推广体系中投资方、技术供应方、咨询机构和企业等主体有机整合起来，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鼓励市场融资机构为清洁生产技术转让与应用提供市场化融资渠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引进适合国情的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建议补充现有国家清洁生产专家库，建设清洁生产政策与法规信息系统 ，完善清洁生产技术信息系统。
出台清洁生产地方标准，引导当地特征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以陕西省为例，可修订果汁、兰炭、皂素和造纸行业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加快制定涉重金属企业特征污染物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建设清洁生产标准库，逐步建立完善清洁生产标准体系。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产品生态设计和绿色供应链活动，赶上国际绿色制造潮流。学习借鉴上海、天津等城市先进企业推行绿色供应链的经验，在特征行业探索试行绿色供应链活动，督促企业依法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引导供应链上的企业实施绿色转型，逐步建立政府引导、行业规范、企业自主、市场服务、公众监督的绿色供应链推进模式。
依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动清洁生产“走出去”。总结清洁生产在中国的推进模式，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开拓与竞争，加强政府引导与政策支持，推动援外清洁生产示范平台搭建，强化技术支撑。
作者李敬喜系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