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深入地参与到了全球分工体系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也正是在不断渗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走出了一波“黄金十年”的上升期，季度GDP增速从1998年二季度的7.2%攀升到了2007年中的12.2%。在全球分工体系微妙均衡被破坏、世界资源和能源供给对经济活动产生约束的背景下，全球分工体系的扰动波及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和要素投入形成粗放增长，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因子。
拐点之辩
目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分歧集中于增长速度“拐点论”是否成立以及增速调整的幅度有多深。
乐观派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并没有出现大幅回落，出现拐点的说法有些夸张，经济增长仍处于高速运行阶段，而只是略有“颠簸”。
而持拐点论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增长速度放缓的“拐点”。长江证券“长波衰退”的观点甚至认为，自2004年开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而这一衰退期很可能持续到2011年，然后进入一个十年左右的萧条期。
两大矛盾
出口和投资的迅猛扩张，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获得充分释放。但随着出口主导发展战略的深化，这种发展模式往往面临外部失衡和粗放增长难以持续的问题。
外部失衡。外部失衡既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出口主导战略的结果，也是当前全球分工体系结构失衡、发生扰动的原因。长期不断加剧的外部失衡表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和严重的外需依赖。1988-2008年的20年之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0%大幅上升到8.8%的超高水平，相应的是居民消费比重从51.1%下降到了35.3%。失衡的结构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稳健性，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不可持续，在外需拉动作用逐渐减弱的阶段，内需不足造成的供给过剩将成为抑制增长的重要阻力。
粗放增长。粗放增长是市场化不充分背景下出口主导战略的结果，在产权体系模糊、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不够深化的背景下，除了少数经济领域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外，核心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方式仍然是非市场化的，形成了惊人的交易成本和极大的效率损失。
上述两大矛盾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初期，起到了启动经济、动员资源、激活生产力的正面积极作用，但随着潜在增长空间的释放，长期的经济矛盾累积将最终表现为外需依赖的不可持续与资源环境的硬性约束。当前经济增长步伐的调整，正是这种外部失衡和资源约束的真实表现。外需依赖意味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扰动会对中国经济形成波澜；粗放增长意味着能源资源的硬性约束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放大的冲击。
战略转型
如果说2007年8.8%的巨额外贸顺差是中国出口主导战略的巅峰，那么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持久的战略转型问题，转型的内容是外需依赖和粗放增长这两大矛盾的缓和或解决。
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一方面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两大内部经济矛盾的演化路径。随着外需拉动作用的逐渐减弱，近一年来企业产成品库存有上升的趋势，产出过剩将使得高投资变得难以为继。2008年中国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放缓集中体现为北美地区出口增速的显著下滑，内部则集中表现为东南部沿海地区出口经济遭遇冲击；在2008年之后，则面临着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外部需求全面放缓、内部供给过剩特征逐步向中游工业企业扩散的风险。
尽管在美元走强的条件之下，为部分缓解沿海出口企业的困境，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升值放缓的趋势，但长期出口主导战略下的不断低估，已使得人民币仍有升值潜力，在外部失衡仍然严重的条件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步伐并不会就此打住。
在解决外需依赖与粗放增长这两大矛盾的过程当中，出口部门相对收缩、理顺能源矿产价格体系将成为对应的经济特征。在实际汇率继续保持升值趋势之外，农产品、原材料、两高一资行业（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出口将进一步受到抑制，纺织、电子等出口主导行业则继续受到外需放缓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