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楼大厦林立的深圳，南山区深南大道旁新落成的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厦显得巍峨壮观，而旁边，一些企业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的办公大厦。在深圳企业流行出走热中，这些公司是坚定的留守者。

　　而在这些留守者的背后，是近５００家企业选择了外迁。因经营成本升高，深圳一些企业选择了离去，一些企业选择了留守，但无论是留守还是出走，企业的发展智慧都面临着一个考验。

留守企业的思维

　　深圳面积３９１．７１平方公里，东西宽，南北窄，呈狭长形。据民间机构统计，深圳人口总数大概有１２００多万。同人口和企业数量相比，深圳空间是狭窄的。
　　土地紧张，房价高企，人力成本升高，这已成为深圳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在深圳企业生产成本升高的形势下，一些企业选择了离去，去寻找更好的栖息地。
　　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到今年６月，深圳外迁的企业达４９９家。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４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占外迁总数的５８％。
　　深圳企业外迁主要缘于土地和人力资源紧张。
　　长期从事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的经济学家李开发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说：“到今天，深圳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正在弱化，除了离香港距离更近优势外，其他的优势正在减弱。深圳房价过高，劳动成本抬升，一些企业外迁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成立于１９９３年，作为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研究、开发、制造的高科技企业，研祥公司并没有过多在意深圳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也没有选择专家肯定的出走策略，而是选择了坚定地留守于深圳。
　　“对于搬迁问题，企业应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如果搬迁地成本升高后怎么办？如果只考虑生产成本，企业就可能要不断地搬迁，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研祥总经理孙伟对记者说，“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是个现实问题，深圳在提高，其他地区也在提高，现在几乎全国各地企业经营成本都在提高。所以，企业对待搬迁不能单纯只从一方面看，要综合看。”
　　“既然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升高，企业就要消化这些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孙伟说，“增强盈利能力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尽早、更快、更多地推出新产品，就要不断研发投入。”孙伟说，“ＩＴ行业研发投入一般是５％，低的是３％，但我们研祥公司在研发投入上达到１０％。只有这样高投入，才能有更多新产品投入市场，增强盈利能力。”
　　在孙伟看来，在成本提高的情况下，选择出走并不是上上策。他认为，经营成本的提高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方式可以化解成本提高带来的发展危机。既然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重要的是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而不是采取搬迁这种被动的做法。

延长产业链化解危机
　　在解决人力成本上，孙伟说：“从前年开始，我们研祥公司也感觉到招人比以往困难。但我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在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建立了研发中心，这样一来，既容易招到人才，也能使企业充分发展。这种把研发中心放在外地，总部留在深圳的做法，能够解决人才问题。”
　　对于研祥公司的做法，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乃剑对记者说，深圳企业外迁需要重新解决产业群、产业链及社会分工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技术研发和制造问题。研祥这种在深圳有制造基地，在外地有研发中心，是产业链的延长，产业链的重新组合，这种模式能够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
　　孙伟说，深圳企业要充分利用外地资源，目前一些企业也正在这样做。同时他表示，目前研祥也没有打算把生产基地迁出深圳。
　　研祥公司利用延长产业链，充分利用外地资源，提高内部管理效率来应对深圳经营成本升高的问题并非个案，其他诸如华为、中兴通讯等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
　　实际上，研祥公司的做法符合总部经济的特征。
　　张乃剑认为，深圳２０多年来的改革，就是解决了生产力的要素要合理流动和快速流动问题，使资源达到合理配置，深圳才得以快速发展。目前深圳面临的问题仍是生产力的要素问题，但解决的重点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解决如何使生产力要素科学有序并可持续流动，如何保证发展效益的最大化问题。
　　“现在深圳土地比较紧张，这个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涉及土地问题，可以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也可以留下来。”张乃剑说，“现在交通和通讯非常发达，空间的距离大大缩小了。企业不见得都在有限的空间内。”
　　在张乃剑看来，延长产业链，合理地利用社会分工，发展总部经济模式仍可以使企业留在深圳。
　　指挥系统和制造系统分离的总部经济模式需要企业具备两个条件，即企业的规模化和管理的科学规范化。没有这两个条件，指挥和制造系统是无法分离的。靠管理制度运作，而不是靠某个人来进行运作。
　　显然，研祥、华为、中兴等公司具备了这些条件。
　　事实上，集中外迁的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等行业企业在规模和管理上很多并不具备实行总部经济的模式。
　　总部经济模式起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企业利用外地资源巧妙地化解了深圳空间和人力资源稀缺的危机。

战略转变考验企业智慧
　　“现在一些企业迁出，也可能使产业结构进行更合理的调整，留下的企业有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留在深圳，对深圳来说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现在深圳人口有１２００多万，面积有限，人口压力很大。所以，一些技术附加值低的低端产业企业外迁不见得是坏事。”研祥公司总经理孙伟对本报记者说。
　　孙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在官方和学界同样存在类似的看法。
　　“现在深圳的产业体系相对比较复杂，但受制于土地、环境等要素资源制约，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资源争夺而导致要素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政府的引导，市场作用下也会自然淘汰一部分附加值比较低、能耗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秦合舫研究员对本报记者说。
　　张乃剑对记者说，“深圳土地紧张，如果企业在发展中涉及土地问题，完全可以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现在交通和通讯都比较发达，大大缩小了空间距离，这个条件具备了企业就没有必要挤在有限的空间内。”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认为，深圳城市产业结构正在升级，相关的劳务成本、土地成本都提高了，中低档的一些企业就往外转移，沿着成本台阶向下转移，是非常正常的。
　　而深圳市的总体发展战略转变也日益凸显。深圳市政府本月２１日发布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牗２００７—２０２０牘》草案，对未来产业发展也进行了谋划，提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适度重型化制造业为重点，高端服务业为支撑，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金融业和特色文化产业四大支柱产业。
　　显然，深圳产业目标发展的目光瞄准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按照深圳政府官员的说法是：一种是高端服务业，一种是突出体现自主创新特征的工业产业。要把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并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吻合。
　　虽然深圳对传统优势产业并没有抛弃，深圳市主管经济的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表示要继续鼓励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但是，这多少有些曲终人散后礼貌性挽留的意味。
　　政府态度是明显的，鼓励高端技术企业在深圳发展，对一些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了不抛弃，但要促进其技术改造的策略。这个战略目的很明确：更有效地利用深圳空间及各种资源。
　　秦合舫认为，随着深圳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反而可能促使深圳在城市人口、市容、制度等方面更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这对于高科技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将是一个正向的促进。
　　秦合舫说：“研祥公司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应该推动并利用这样一个趋势变化，同时也可以把附加值比较低的价值环节向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并借以形成全国或全球企业管理构架。”
　　但是，这对深圳各类企业来说，却是一个考验。即便是受鼓励的高新科技企业也同样受到土地和人力资源的制约。政府的政策只能提供一个导向，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竞争仍很激烈。一些在鼓励之列的高新技术企业出走深圳，也说明了这种考验的严峻性。

深圳魅力仍在
　　研祥公司作为一个ＩＴ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对深圳的魅力有特殊的感受。
　　孙伟说，深圳的吸引力主要有三点，即深圳市政府对企业服务的意识非常浓厚。企业在同政府办事上也很简单，政府很热心地帮企业办事。其次，深圳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作为ＩＴ产业，需要很多上下游产业，需要各种各样人才。在这方面，深圳具有这种优势，而其他城市就很少具备。第三，深圳的投资、融资环境比其他地区好。
　　据了解，目前深圳已经发行了中小民营企业债，这在全国是首次。
　　作为企业家，孙伟的感受在学界也得到了印证。
　　秦合舫认为，尽管深圳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的政策优势减弱，但深圳在多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才优势、体制优势、文化优势等软资源仍然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
　　深圳工业转型面临的土地稀缺、人力资源短缺，一方面限制了一些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机会。无论是在政策环境还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上都是这样。非常明显，这种转变考验着深圳企业的发展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