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过度投资以后，大家都在担心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经济下滑，因此呼吁要宽松货币，放松银根，甚至要恢复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政府投资。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但是正确的宏观政策是更重要的问题。政策不对，可能不但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还会导致更严重的产能过剩。
过剩产能真的会导致经济下滑吗？我认为产能过剩并非必然导致通货紧缩、经济下滑。我们的理由是，产能不等于产量。100吨的产能，完全可以只产出50吨的产量，关键是控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如钢铁行业，如果市场需求小于供给能力，企业就没有必要开足马力生产，钢铁的过剩产能，不可能全部变成产量，市场供求就不会发生严重失衡，价格不会大幅下降。
伴随着产能过剩从而推断价格下降、通货紧缩进而经济下滑的担心，恢复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呼声愈高，这可能是去年M2增长超过年初拟订的15％的货币增长目标3个百分点的原因之一。2006年的货币政策也拟订了较宽松的目标。
如果为了防止过剩产能可能带来的通货紧缩而加大政府投资、放松银行贷款的控制，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但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恰恰可能推动过剩产能的过度释放，产生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利润大幅下滑，引发经济的衰退，导致本不应该发生的后果。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和体制下，加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防止经济衰退的良策妙方。
应该改革的是体制
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一些行业一直存在产能过剩也没有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这次新增过剩的产能会变成经济发展的制约？深究一下可以发现：
首先，以国企为主的垄断或多头垄断行业不会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垄断性行业，因为垄断性企业有定价权，垄断利润的产生是通过价格控制。垄断产量对应较高的垄断价格，一般都小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产量，垄断性企业没有增加产能扩大市场份额的动力。
而我们的垄断性行业是以国企为主的行业，垄断的形成是行政不准入的结果。且这些国企垄断的行业，没有受到政府强制性的管制，比如产量向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扩大等等，不但利润受到垄断的行业政策保护，同时还受到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其它产业政策的保护。垄断性国企没有市场激烈的竞争，就不会有主动控制成本、技术创新、产能缺乏随市场供求调整的动力。总之，垄断行业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垄断企业一般也不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
其次，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或者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行业不必担心产能过剩。我们发现，家电、服装和一般生活用品的生产，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物质极大的丰富”的供过于求的局面。换句话说，这些行业的“生产过剩”已经十几年，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对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的担心。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完全竞争性。自由度较高的进入使利润竞争空前激烈，使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引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产品更新、升级换代，甚至进行价格竞争换取生存空间和市场份额，稍一不慎，就要遭遇退出市场的命运。所以竞争使产品结构不断得到调整，竞争使没有利润的过剩的产能自动退出。企业的进进出出，价格和产能由市场调整，投资和经营风险由企业自己承受。十几年的供大于求不但没有引起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这些产业持续对经济的贡献也有目共睹。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过剩经济。只要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信息对称，过剩产能就会得到调整，市场和企业承受调整的成本，不会出现过剩产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中小型的餐饮业和一些娱乐性服务业，不断地生生死死，多次地“改朝换代”，甚至正常的统计系统长期无法覆盖，似乎也没有引起任何产能过剩的担忧。
第三，一些比较容易创造GDP增长且生产效率不高的国企与民营企业并存的制造业，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制造业领域，通常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国企效率不高，民营企业可在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方面与国企一争高下，获取这个行业的超额经济利润。只要还有利可图，民营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增加投资扩大产能，争取更大的份额。国企面对民营资本的竞争，因为有政府扶持和银行资金，不甘落后、不计成本地增加投资，扩大规模，与民营企业争利。比如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等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就是由于民营竞争者投资新的产能参与，引来国企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的结果。
但是，在这个应该由市场调节供求均衡的最关键的环节上，“看得见的手”干预了市场。行政干预一定对国企有利，包括信贷政策、产业整合政策。最近国资委关于钢铁行业集中度的规定，不但不能解决低效率的过剩产能退场的问题，还可能引发国有钢铁企业为了提升集中度而开始新一轮的大肆扩大产能的投资，最终只是迫使民营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的过剩产能问题，银行的坏账最后由政府埋单，这样一来，过剩产能就变成严重的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事实上，目前过剩产能的问题是体制的原因，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有针对性地提升市场化程度。
政策应该做什么
在目前的体制下，GDP业绩考核标准没有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存在，银行的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变，银行还会继续为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一些容易推动GDP增长的行业产生更大的过剩产能的基础非常坚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是最根本。但是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防止过剩产能在短期内恶化，进而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重要手段。
财政政策要保持稳健，特别在那些容易制造政绩的行业，在那些已经产生巨大过剩产能的行业，严格控制以各种名目改头换面的项目投资。如利用“十一五”关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变相大上快上并不是真正改善农村必要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是重大的国策，不能变成借道为过度产能埋单。
要特别注意，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应对投资不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是过度投资。财政切不可再助一臂之力，火上浇油则会一发不可收拾；货币政策应该更多从宏观层面适当控制货币总量，更多利用利率工具，用更市场化的方法进行积极的信贷总量调控，控制新增产能的规模投资，控制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避免产能的过度释放；启动内需、启动农村消费也是吸收过剩产能的一些途径。但是不能为了解决过剩产能而实施一些强行消费政策。刺激消费还是要从增加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政策资源应大力度地支持“产能不足”、层次不高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政策上的稍不谨慎，过度产能就会过度释放，经济学家们描述的通货紧缩、经济严重下滑的情景可能就会“危言成真”。
我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必担心“过冷”，还是需要高度警惕“过热”。短期内双稳健的政策是调整产能过剩、防止新一轮投资过热的关键的政策手段。中长期而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体制改革应该是解决市场失衡，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根本途径。（本文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家）
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