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反思：能源危机、经济泡沫
电力是一个系统工程，电力供需紧张也决不仅仅是电力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加快电力建设和电力体制的改革自然是解决电荒的有效措施，但如果不能跳出行业的视野，就很难看到“电荒”背后的症结所在，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
拿建电厂来说，中国的电力结构目前还是火电占绝大多数，电煤供应能否跟上是电源建设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就在电力短缺最严重的今年，电煤供应都发生了很大的缺口。上海火电用煤大部分来自海运，受台风影响显著，一般要求电厂存煤能够支持14天的供给。然而由于出煤量一直跟不上，上海目前的储煤仅仅能够支持不到7天，一些电厂甚至只有两天半的储煤，被迫做出电煤供应不上的紧急预案，这在以往是从未发生过的。以目前的装机容量尚且出现电煤短缺，以后每年新增的3000万千瓦机组有足够的煤来发电吗？
2003年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达到16亿吨，超过2002年的14亿吨，根据预计2004年将超过17亿吨。按照正常情况发展，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析推算，中国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耗需要25亿～33亿吨标准煤，均值29亿吨。如果煤炭占能源总产量比例按照近年来的70%的平均水平推算，需要24.5亿～32.34亿吨原煤，均值28.42亿吨原煤。根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如果发电用煤占煤炭供应总量比例按照过去几年的2%平均扩大水平，到2020年发电用煤需求将可能上升到煤炭总产量的80%，需要大约19.6亿～25.87亿吨原煤用于发电。根据煤炭工业联合会正在进行的规划研究，到2020年煤炭最大产量为20.5亿～22.1亿吨，考虑环境制约因素和其他限制条件，专家预测中国产煤的最高峰值仅在25亿吨左右。以上数据说明，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照目前的趋势支撑发展需要。
缺电的同时缺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警醒的现象。中国的电力生产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毫不危言耸听地说，能源危机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伴随着GDP连续12年的两位数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2003年年底，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3.7亿千瓦，而日本只有2.2亿千瓦却创造了4倍于中国的GDP。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在中国的GDP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供需矛盾的形成有两种可能，可以说电力建设滞后经济发展，也可以说经济发展过热了，超越了资源的承受能力，或者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近一两年来有关经济过热与否的争论逐渐增多，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宏观紧缩的政策，然而争论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市场需求、物价上涨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上，而生产资料瓶颈这一长线问题往往被避讳了。
节能的思想也早就一提再提，但没有政策的支持，节能只是一句空话。举个例子，夏季大城市的热岛效应极为严重，白天和夜晚的温差很小，谁不用空调，就相当于承受所有空调使用者排放的热气，空调负荷节节攀升在所难免；蓄冷蓄热式空调是调节季节性用电峰谷差的理想途径，却因投资成本较高而没有得到优先发展机会。中国能源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94.4%的投票者赞成将节约资源提高到基本国策的位置。然而老百姓只能看到电价的上涨却看不到煤价的飞涨，只能看到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而看不到繁荣背后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节约资源也就只能停留在“随手关灯”这种层次上。
观念革命——不只是绿色GDP
如今，电力供应短缺已成事实，相比起电力体制改革，我们更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过去的十几年来，我们总不断地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解决“姓社姓资”的历史纠缠，但是，今天中国已经实现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小康目标，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姓社姓资”和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已经不存在争议，而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持续发展，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我们第二阶段的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怎样才能“和平崛起”。 与时俱进地说——可持续发展才是今天中国的“硬道理”。
我们看到，这次影响不亚于“非典”的“电荒”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也看到，有关方面对能源危机已有所警觉，也出台了不少积极的措施；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观念上，以GDP说话依然是绝对主流，可持续发展还更多地停留在一些形象工程上。
还是拿上海来说：提倡节能，DSM绿色照明示范项目近期进入应用阶段，全部40万只节能灯8月底安装完毕，每年能为上海省电1800万度；提倡新能源发电，2004年底将建成2万千瓦示范性风电基地。然而另一方面，现行的项目审批、城市规划、建筑规范和行业发展规划中，节能从来就不是一个“硬”指标。
在最近一份专家们提交给有关方面应对电力短缺课题报告中，一再强调电源建设要吸取历史教训，防止一哄而上、无序发展；特别要防止小柴油机及其他小机组发电趁机而起，浪费资源、污染环境。
可就在同时，杭州、嘉兴等地方政府却纷纷出台文件，为企业购置自发电设备和对发电进行补贴。杭州市决定，对市区2003年7月1日以后购置的自备发电机，由同级财政给予每千瓦容量300元资助，按发电量再资助0.12元/千瓦时。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5日，杭州市已有柴油发电机1720台，装机容量60余万千瓦；嘉兴市在电力部门备案的柴油发电机达2000台，企业自发电容量达80万千瓦；温州市自备柴油发电机总容量更是在100万千瓦以上，超过该市供电负荷总量的1/3。照一家企业老板的话说，天天都停电，不自己发电就只有等死了。
中外专家都不可思议，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泱泱国家，竟然没有能源部。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忧心忡忡地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是基本发展战略的核心，没有能源就没有现代化，连基本生存都将面临问题。而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问题，在中国竟然长期是一个空白。
以上种种现象无不表明，电力短缺虽已引起重视，但触及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触及各方根本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早在上世纪中叶，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在环境核算上存在很大难度使其一直颇具争议，绿色GDP在欧美部分国家试行多年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国家也在近年加大了绿色GDP的研究工作，计划在3～6年内初步建成绿色GDP核算体系。
实行绿色GDP仅仅是一种形式，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应该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把可持续发展观根植到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去，而不是出现了危机再找出路。要实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需要自上而下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建立全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我们国家正处在资本积累的高速发展阶段，改变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和衡量标准无疑相当艰难，更何况随之带来的偏于保守的经济政策可能一定程度上抑止经济的短期发展。在长期发展积累的矛盾尚未完全激化的时候爆发“电荒”，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它让我们能冷静下来思考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观念革命的机会。
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说：“出现危机是一种常态，应对危机是一种能力。” “电荒”能否成为引发观念革命的导火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