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是全球最受关注的F1车队——法拉力车队的
汽车电子供应商之一，是其重要合作伙伴，它为后者提供一种重要的部件——数据采集器的半导体解决方案。
今年，英飞凌在全球半导体的排名由去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五位。而在汽车电子方面，英飞凌处于领导厂商的地位。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球汽车行业半导体市场为131.3亿美元，英飞凌排名第二，占8.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是摩托罗拉，占12.9%；接下来的排名是：意发半导体、瑞萨科技、博世、东芝、NEC、飞利浦等。另外，英飞凌还是欧洲第一大汽车半导体制造商，占有欧洲15%的市场。
英飞凌科技亚太区有限公司总裁兼管理总监罗建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新CEO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战略变化，英飞凌在中国的战略一直清晰。如果要说，可能的变化是原来3年完成的计划可能要在2年内就完成，是更加重视中国市场。
罗建华透露，从1994年进入市场以来，英飞凌此前在中国的总投资为1.5亿美元，而在接下来的3年中，初步的计划是投资12亿美元(含苏州工厂，根据市场情况分阶段调整)。最近，英飞凌准备要投资建设一个大型的后勤
物流中心，目前正在上海、苏州等地选址。
伴随着这些巨额投资，英飞凌开始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布局中国市场。它已将工厂和IT支持中心分别设在苏州和无锡，正在西安建设一个全球研发中心，中国区总部和一个无线产品的研发中心、贸易服务和销售中心则放在上海，并在北京、深圳和香港设有销售办事处。 “一个人要在地上站稳，需要多只脚站立。”鲍尔笑言。
欧美企业外迁引发诸多矛盾
从去年开始，英飞凌在中国市场的动作明显加大。而就在英飞凌踌躇满志地布局中国市场的时候，英飞凌德国总部却“后院起火”。有消息称，英飞凌在中国的巨额投资和海外扩张战略遭到了德国工会、国会和公司董事会等的阻挠和压力。
鲍尔向记者表示，测试和封装这样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即使是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芯片厂商，也必须考虑寻找劳动力成本低且素质高，而又客户密集的地区，比如中国。
与英飞凌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英飞凌的“老东家”德国西门子公司(1999年4月1日英飞凌脱胎于西门子半导体部门而成立)。有消息称，不久前，西门子所属两个企业鉴于德国昂贵的劳动力打算将工厂迁至东欧国家，该厂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同意在不增加工资的条件下，将现在每周工作35小时增加到40小时。此举虽然保住了国内4000个工作岗位，却在德国各界引起热烈讨论。政界、经济界人士对此普遍表示欢迎，工会、社会学家强烈反对。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来说，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是一个正常和必然的趋势。这在芯片制造等某些产业又更加典型。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曾向记者表示，由于人力成本及
电力、水、土地等价格低廉，中国生产芯片的成本较欧美同业低20%左右。
就中国而言，跨国公司的投资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商务部外资管理司司长胡景岩日前表示，2004年1月到8月，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达到430亿美元左右，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年底这一数字一定会超过去年535亿美元的结果，继续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9月份发布的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更预测认为，2004年中国FDI流入量将达到600亿美元。而在1999年，中国的FDI只有400亿美元。
另外的一个数字也很能说明欧美企业迁移的态势。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今年9月，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共达81家。“总部经济”正在成为沪、京等地的热门话题之一。
但是，欧美企业的大量外迁也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首先，本国的许多就业机会丧失，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工人们为了维持饭碗，被迫延长工时而不增加工资，这使得劳资关系日益尖锐。其次，本国内的工会等某些机构和势力以此为理由和借口，在国际贸易之间制造贸易摩擦，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害。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摩擦常常因此而发生。
可能也是为了整治这些“后遗症”，日本的制造业开始出现了一股“回归”潮。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公司一直大力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最初，它们将生产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新兴的经济体，后来转移到中国。据透露，日本佳能公司最近停止了这种做法，它认为，当公司生产数码相机最新款等高端产品时，如果在国内生产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佳能的这种做法是基于将资金用于创新而不是降低成本的考虑。据透露，很多日本公司正在日本兴建工厂。
曾有业内人士笑言：发达国家是在限制自己的企业往外走，而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则在大力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这种现象很有趣。有分析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能否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留下过多的“后遗症”将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