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煤炭工作，提出要重点抓好“六条”举措，包括挖掘生产潜力，深化行业改革，加快基地建设，加强运输协调，保护矿区生态和搞好安全生产等等。这些措施涉及煤炭生产和利用的方方面面，都非常重要。不过，“纲”举才能“目”张，作为国家的基础能源和战略原料，在煤炭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最要紧的是清晰界定政府的职能，培植合格的社会投资者，提升煤炭行业生产和安全的水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煤炭行业引起国家重视，直接导因就是最近时期以来发生的电荒；当然，频繁发生的煤炭生产安全事故亦为导因之一。而这两者又都是政府未能明确尽职的地方。长期以来，政府过于把注意力放在了“生产”环节，这种“越位”不但没有把本来属于企业的职能履行好，反而造成企业的依赖惯性和不尽职行为，最终导致煤炭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利用效率低下。
此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发展战略”，明确了煤炭在国民经济和能源战略上的地位。其实，国家的首要职能就是制定科学的、可持续的能源开发与利用规划，这项规划既要满足国民经济的不断需求，又要立足于本国有限的资源储备。过去以来，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地位认识不足，煤炭规划不够科学，能源发展的重点也一直在水电、核电、煤电、石油和天然气之间徘徊不定。在建设大量水电设施的同时，人们看到由其引致的水害。核电虽是发展方向，但限于技术水平和人们对生态与安全的顾虑，目前尚不能大规模开发。随着城市耗能对油、气的依赖性日强，我国数家大型油井又逐渐枯竭，导致近年来油、气进口数量巨大，但是进口能源需要很高的国家间的协调成本。因此，在供给结构上，煤炭将长期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
国家另一项主要职能则是确立能源资源的有偿开发机制。政府在此次宏观调控中认识到，土地既可以是投资过热的催化器，亦可成为宏观调控的杀手锏；其实，能源亦有此功效，只不过能源的替代性稍强而已。投资之所以过热，煤电油运之所以紧张，资源（煤炭）价格过低是原因之一。
不错，煤炭企业在此价格下已经获得丰厚的利润，正是对这个价格和利润的追逐，一些小煤窑才铤而走险冒死生产。但是，获利的前提是煤炭的成本过低，它仅仅考虑了开采的成本、管理费用、运输成本和一点点资源税。须知，煤炭作为资源的再生率几乎为零，开采煤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完全不计入成本，资源勘探和地质勘查也是国家的无偿投入，对于这项战略资源，国家几乎没有获得所有者权益，而税率甚低的资源税又通过偷漏税环节大量流失了。可喜的是，各地近来开始试行煤炭资源开采权拍卖制度，国家由此获得些许的所有者权益。但是，拍卖的功用是引出价格信号，这需要众多有实力的社会投资者参与竞拍。
可是，在资源开采领域，我国的社会投资严重发育不足。由于政府对“生产”环节的长期干预，煤炭生产企业的类型呈“哑铃型”，即一头是传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一头是私营小煤窑，安全难保。煤炭生产所需要的基建投资巨大，机械化程度较高，安全要求严格，应由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合格”的开发商承担。传统国有煤炭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造，提高经营能力，小煤窑则应尽速淘汰。
同时，根据新的投资体制改革要求，发展大型煤炭产业投资基金，吸收社会投资入股，既能满足公众投资煤炭盈利的需求，又能提高煤炭生产能力并确保安全生产。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