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第三次全球制造业大转移。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工业革命，使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二战后，日本只用50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美国到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这两次转移都产生了比较好的生产模式，使得我们更加期待本次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中也能带来一次生产模式创新。
但目前看来“人机模式”还无法与“福特模式”、“丰田模式”相媲美。这真的是生产模式的创新，或者只是权宜之计呢？当我们问题抛给专家们，各人反映迥异，但共同的一点是，在对这个问题感到兴奋的同时，这些严谨的专家都强调自己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只是尝试着做出回答。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赵晓波认为，对手工生产的选择主要源于产品，而非生产模式创新。“我们的工厂中生产的大多是玩具、小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比较适合手工生产，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很难实现纯手工生产，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芯片能够用手工拼装？”
对于“人机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产业集群内的社会化生产，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胡春力也向记者指出，生产过程能否外包也是由产品决定的，“国内的化工、钢铁企业当然没有社会分工生产的，由零部件组成的、能扩散生产的产品才会扩散”。
而且，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常务副主任郑力强调，生产外包是全球趋势，甚至我们大多数产业分工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这不能说是中国的创新。
郑力认为，更重要的是，“工业技术一般都存在于零件生产中，组装体现的主要是管理水平，如果大量的以组装为主，那么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如何提高？”
这几位专家都认为，把“人机模式”看做是一种模式创新，未免过于乐观。“这很难说是一种创新，更主要的是一种管理上的精益求精，也就是怎样降低成本。” 赵晓波说。
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反对者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他们强调，手工与自动化的选择，不仅源于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体系的不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罗仲伟博士认为：“技术体系本身有不同的类型，有适用于劳动密集型的也有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我们要根据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来选择。”
而且劳动力的含义也是多层次的，也包括知识密集型的复杂劳动。“比如在国外一个实验室里雇一个人的成本，在国内就可以多雇些人，像贝尔实验室，它一个工程师成本可能要10倍于中国工程师。”高世楫举例说。
高世楫和罗仲伟等人都强调，竞争优势的获得不一定依赖于产品的技术含量。“产业簇群内千千万万企业共同做一件产品，产品技术含量也许不高，但其组织过程却不容小看。”罗仲伟认为。
正是这种“人海战术”，使中国制造的成本降到最低。罗仲伟也承认，人机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工业企业。他分析说，工业生产有连续型、混合型和离散型三种，胡春力等人所举例反驳的化工、钢铁产业，是典型的连续型产业，生产必须连续进行；而工序可以完全或部分分解的离散型、混合型产业，如汽车、电子、电器等，都可以将零部件生产外包，中心企业只做总成。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连续型产业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但离散型则可以分得更细，“事实上，大多数制造业产品都可以分散生产，所以可以认为生产细分和外包是制造业生产模式的特点之一。” 罗仲伟说。
关键是，“人机模式”的生产细分与福特模式的背景有着根本不同。“当时福特生产线上很多是大字不识的移民，只有将工序细化到极其简单，才能保证必要的效率。”许纲指出，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农民学习能力远高于当时的美国工人。
“与福特生产线被迫分解不同，这是工业发展中合理的分工组合。”罗仲伟说，“‘人机模式’应该看做是生产方式发展螺旋上升后又回到同一层面，但并不是简单的返祖。”
虽然标准多有不同，但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认同一点，就像赵晓波所说的：“日本的丰田模式是经过近50年的摸索才逐步成熟，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哪种生产模式都不可能是立竿见影，这需要企业几十年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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