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８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百年间铸造了几十个工业化国家，先后有英、法、德、美、日等强国通过工业化而崛起。历史表明：这些国家的崛起总是和殖民掠夺及列强为分割殖民地进行战争相联系的。作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世界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称之为传统工业化道路。
随着战后殖民制度体系瓦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自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地区）纷纷开始工业化进程，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世界工业化进程，作者把它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也可称之为“迟到的工业化”。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已开始推行工业化，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内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当代国内外的这些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必须完成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历史任务，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必将是一条与传统工业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代国内外条件给中国提供了“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对这历史机遇的深刻认识，给我们展示出一条在今后２０－３０年内把这一历史机遇付之实践的发展道路。
一、新型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与特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时期。前一转轨，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后一转轨乃经济结构的转变。历史表明，要把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为现代经济结构，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产（主要是工业）和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降低一产（主要是农业）所占比重；特别是要改变就业结构，要大大降低一产所占比重，通过工业化和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进程，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产、三产中去，变成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世界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经过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我国为工业化已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我国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过程中。统计表明，在１９６１－２００１年４０年间，我国一产（主要是农业）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从３６．１６％降到１５．２３％，二产（主要是工业）的比重却从３１．８８％增到５１．１５％；一产从业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从７７．１７％降到５０．００％，而二产从业者的比重却从１１．１６％增到２２．３％。这虽表明了工业化的进步，但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二产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值总额中的比重在４０－６０％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占全国劳动力总额一半的农民，仅创造１５．２３％的商品性财富，却要供养着占全国人口６３．９％的农村人口。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出路何在？主要应从工业化和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
我国共有劳动力达７．４亿人，约有３．７亿在农村，近二十年来外出农民工约９０００多万。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２０００年约有１．４２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４２．４５％。另据分析，在未来２０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７－７．５％的经济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从５０％降到３０－３２％，即下降１８－２０个百分点，将会有１．４－１．５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７－７．５％的经济增长率计，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增加值在商品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长０．７０－０．７５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５１％增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４％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
所以，我国二重经济结构的现实，决定了推行工业化乃是我国通往现代化必经之路。我们无法超越工业化历史阶段。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又使我国这个迟到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与传统工业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征，即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可使我们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历史使命。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是在信息化时代进行的工业化。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其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就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讲，我国的工业化阶段跟发达国家的信息化阶段相比落后了一个历史性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不应该也不可能凭主观愿望超越这个历史阶段。但另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信息化时代给我国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应该说，牢牢把握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历史机遇，乃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一个最重大的特征。
我们知道，主要发达国家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曾依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科技力量推进和实现工业化，它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信息化为何物。我国推进工业化虽比主要发达国家晚了二百年，但我们既不必也不该亦步亦趋地沿着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走，先搞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然后搞信息化，搞“爬行主义”，而应该也可以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强调的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决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其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我国来说，传统产业决不是什么“夕阳产业”。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术可以渗透于从产品设计、研发、制作、管理、营销等整个过程之中，并会大大提升产品质量、效率与效益，使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能在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得到更快的更好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后发优势。
（二）我国应利用和可以充分发挥另一个后发优势，就是迎接世界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潮流，大力引进发展国家（地区）提供的过剩资本和先进技术，跟我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相结合起来，以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
自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等）、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移向国外，特别是一般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这两个趋势的结合，在６０－７０年代曾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被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ＮＩＥＳ）。世界制造业还进一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或转移。我国自８０年代初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迎接了境外的产业转移。尽管我国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二百年，但我们大力引进外资及先进技术跟国内富裕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市场优势相结合，不仅是我国利用后发优势，也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利用金额从２００１年底的４０００多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底的５３００多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人员达２３００万人，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７０００多万人。我国吸引的外资８０％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这三个地带，我国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带，来自内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这三个地带。最近调查表明，不仅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对外资也最具吸引力。决不可轻视“三来一补”之类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当初就是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出口贸易的５５％。加工费虽低廉，但扩大了就业。尽管有人担心，“中国越成功，对劳动力的争夺就越会推动工资成本上涨”，使得“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 菲利普·戴《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载《亚洲华尔街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但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中国腹地广阔，地区经济差距大，可供制造业基地延伸的空间还很大，等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的水平，中国也早就进入了全面的小康社会。
中国从境外引进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无论就制造业或高新产业来说，我们能从国外引进并获得的不可能是最顶尖的技术，但可争取引进并获得先进适用的技术。我们决不可对此抱消极态度，不可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搞“爬行主义”，而可采取“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别人已有的科技成果。关键在于不能躺在“复制”的基础上，而应努力消化、吸收和创新，变成自主的科技成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年初在日本《读卖新闻》（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发表文章，强调“东亚经济模式应该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转变”，指出“像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必须循此来进一步开拓市场”。只有引进（复制）—创新，后发优势才能充分发挥。
（三）我们可吸取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教训，决不走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对环境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以造福子孙，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来。这正是我国在总结国内外长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