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中国在能源领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对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造成压力。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开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90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
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2.0亿吨，然后将逐渐下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2000年可供建设新矿的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仅203亿吨，远远满足不了近期煤矿建设的需要，必须加紧勘探。另外尚未利用的经济精查储量中86%分布在干旱缺水、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势必加大。
二是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含义不仅仅是GDP的问题，还有社会发展指标。目前我国能源依赖化石燃料的结构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的环境已经出现透支。小康环境是制订国家能源战略的内部变量，环境容量以及小康社会对环境的需求作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决策变量之一，如何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的要求，是我们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三是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如果措施不当就会出大问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必须面对难以避免的两个情况：其一是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其二是受石油资源的约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满足国内需求。目前这些情况已有所表现，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0年的31.0%。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4.5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与目前美国的水平相当(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8%)。中国石油供应的一大半将依赖国际资源，一方面将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采取措施保障石油安全
中国经济时报：你刚才谈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能不能具体谈一下。
冯飞：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石油置于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所谓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预警机制等。
构成中国石油安全的三大因素包括：中国油气资源状况以及国内产量、进口需求；世界石油供需状况以及价格变动是否能够满足中国在内的需求；建立在国内、国外供需基础上的石油安全对策。
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国是一个石油大国，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中国油气资源相对贫乏，按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资源量、累计探明可采储量、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值(即丰度)来看，中国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度增大。随着石油消费的较快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超过55%，由此带来的石油安全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
从世界石油资源及其供需形势看，本世纪初的石油处在相对安全期。总体上看，本世纪的前20至30年，无论对石油消费国还是石油输出国都处于相对安全状态，能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需求。但能源战略要立足于更长远的时期，我们做这个课题时只是把2020年作为一个时点，从更长远的时点来看，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就更加严峻，能源可持续供应将来可能有大问题。过去我国的能源供应研究只是立足于国内市场，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进行能源战略研究。因此，树立石油安全观必须准确把握现代国际石油市场和石油地缘政治的特点。
世界石油市场和石油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存在着国际石油供应暂时短缺的可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增大，加大了石油供应的风险，国际上可能出现短期和局部的供应短缺，敌对势力对石油供应可能造成威胁。二是国际上石油价格有可能出现短期的较大波动，石油价格过高可降低GDP的增长速度，而价格过低将使国内石油行业亏损。三是从国内因素看，国内油气生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自然灾害对生产和运输(尤其对天然气输送)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四是中国石油公司的实力和国际经营的经验不足。五是缺乏石油安全应对体系。
所以，我国必须采取综合对策建立石油安全保障体系。加快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你谈到，在过去的20年，我国实现了GDP翻两番而能源消费仅翻一番的成就。你认为取得这样成就的因素有哪些，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未来我国能源战略的制订有哪些指导意义。
冯飞：总结过去20年我国能源战略取得的成就，主要的经验有三个：一是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的结构效应。20年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显著，尤其是占一次能源消费最大的工业部门的结构性变化产生了明显的节能效果。一方面是附加值低、能源密度高的行业比重下降，而附加值高、低能耗的行业比重提高，如冶金业比重下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出现较明显的升级。据测算，1980年-2000年期间，全国每年节约或少用的能源中有70%以上来自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带来的节能效果。
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能源政策产生的政策效应。中国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标准、经济及行政等手段促进节能与优化能源结构。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制度效应。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初步形成，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逐步改变。源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提高了能源生产和利用效率，加速了高物耗、高能耗企业、产品和技术的淘汰。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的效果尤为明显。1980年我国能源效率为25.9%，1992年为29%，12年期间能源效率提高3.1个百分点；实施金融、税收、价格以及投融资改革后的1995年，我国能源效率就达到34.1%，短短3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从节能率看，1981年-1990年十年间我国年均节能率为3.6%，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能源价格的逐步理顺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八五”期间，年均节能率达到了5.6%，“九五”期间，年均节能率进一步提高到7.1%。
但总体上讲，我国能源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与全国总体改革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要求明显不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的制约因素。尽管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影响能源领域深化改革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如煤炭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电力部门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革还刚刚开始；石油部门分拆后的区域垄断性还比较强；竞争框架正在搭建中，竞争主体、市场秩序、市场功能、定价机制等还未改革到位。
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以较低的能源增长支持较高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20年必须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着重解决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问题，进一步发挥体制效应。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