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后福岛”和“后衰退”时代，在能源市场上，核电的绿色低碳证书让位于更急迫的短期忧虑了。但忘记化石燃料的环境问题并不会使之消失。
拥核人士倾向宣扬核能有利于自己的三大优势，可概括为清洁、低价和可靠。清洁包括能避免燃烧化石燃料、避免碳排放加热大气二者净化城市空气的环境优势。低价带来良性经济局面：核电厂一旦建成投产，能以可预期的低生产成本大量发电，在多数情况下将会超过反应堆基建成本高的负担。核设施还几乎能日夜不停地运行多年，提供非常可靠的电力，而不依赖从潜在的不可靠供应国进口大量化石燃料。
本世纪最初几年出现对核能的日益关注（而且经常称之为“核复苏”）依特定国家及其情况为转移，就起源于这三个正面的论据。但可以辩称，环境优势可能最强大，特别是核电在避免全球暖化方面的潜在作用。如以英国为例，布莱尔首相从他原来对核能保持中立（几十年来大多数英国政客遵守的）的政策转变，似乎归功于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使他确信，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完全不足以满足碳排放目标。其他许多人，包括原先反核的环保人士持相同的观点。这种立场可能的弱点是支持相对消极，仿佛是说“我们尝试用各种办法应对气候改变，所以我们赞成把核作为最后手段”。这就是说，一旦有更好的办法，潜在地容易扭转；但也可能一旦感知问题，机会已经丧失。
然而国际能源署（IEA）在其连续的世界能源展望年刊上发布的成果中，更多人开始逐渐把核看作防止大气中碳浓度升至相信的危险值的可行办法。运行核反应堆及伴随的燃料循环产生的温室气体水平非常低，因而建造大量新型核电厂对显然的全球问题仍然是个可能的解决办法。
福岛事故不能改变支持核能论点在气候改变方面的优势。应当辩证地看待成本上升对核经济的某些影响。虽然日本除两个外禁止其他所有的反应堆运行，对可靠性论据是个打击（虽然是极其罕见的重大事故造成的），但在国际市场上，其他国家发展的动态或许令人信服地消弱了这个特例。
首先是全球经济衰退本身无可争辩地减弱了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力。在经济衰退中，相对环境问题，人们变得更关注工作岗位、通货膨胀和退休日期。
其次，现在对原来激发全球暖化恐惧的气候科学的功绩（或更精确的限值）更玩世不恭。这或许是对任何新理论假设如我们熟知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反弹”。再加上经济衰退期间更注重金钱，必然把避免全球暖化的关注放到次要地位。尽管对看似变得更加频繁、强度也更加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如飓风，有巨幅的宣传广告，但对气候发生的奇异事物的普遍关注被相信气候改变是极其复杂的认识抵消了。尽管许多研究人员做出许多努力，我们仍然不能对这种逻辑运行的方式真正有很多了解，以至于一个简单的禁止露天里烧碳仍然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
第三，避免使用化石燃料的另一个环境论据，即发展中国家城市内脏空气积累变得比气候变化更加突出。这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问题现正影响到目前数百万人的生命，导致异常高的呼吸道疾病和许多过早死亡。例如中国人在核与再生能源方面有巨大规划的基本原因是清洁城市的空气，而不是减少全球碳排放。虽然他们承认，燃烧煤炭是另外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气候改变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西方国家要负责加以解决。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气候改变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把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看作解决办法。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呢？授?海尔姆（Dieter Helm）的新书《碳危机-气候怎么变坏与如何解决》提供了大量精神食粮。海尔姆是牛津大学教授，或许是欧洲最著名的能源经济学家，曾在许多与能源政策和环境有关的机构任职。他的书很值得阅读。
即使我们不必须完全承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与全球温度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预防原则这个前提开始，消减碳排放量是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海尔姆描绘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图画。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所有的国际谈判、京都议定书和许多国家转向可再生能源，碳排放量继续攀升，而且煤炭开始在世界能源中扮演不是更少而是更重要的角色。海尔姆对欧盟（EU）的能源和气候改变政策做了个特别毁灭性的批评。它涉及政客们宣称道义至高点、倡导昏庸政策的愚蠢环保非政府组织（NGO）支持的大量无用的故作姿态。这种欧盟内狭隘排外性的制定政策过程导致严重的错误，因此完全不能得到实现。德国大概是最恶劣的例证：关闭核电站并用脏煤碳电厂替代，而不是（还要快速到处扩大的）可再生能源。广泛引用的、认为气候改变能以相当小经济低价避免的斯特恩评论也受到强烈批评。海尔姆强调，改变人们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是个困难的转变，但可以通过足够强的意志加以实现。
据海尔姆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设法控制碳生产而不是碳消费。因此欧盟成功的消减欧洲总的碳排放量，但只是通过关闭产业并转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去生产。所以碳排放仅仅转移到世界的另一脏煤为主要能源的地区。正如IEA一直强调的，未来头号挑战是抑制煤炭的利用（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并转向环境危害小的替代方案。
海尔姆的近期解决办法有点争议，但也与IEA的意见一致。他强调化石燃料储备的规模（和扩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受现有开采非常规储备如页岩气能力支撑的天然气。他预测并提倡全世界冲击天然气，用天然气取代煤炭发电（而且在运输部门也要取代石油）作为今后20年间消减碳排放量的最好办法。这应当在消费而不是生产方面借助适当水平的碳税予以支持。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可能知道碳排放交易的缺点，但关键点是惩治碳消费。这有可能成为官僚政治的一场噩梦，而且可能需要征收边境税，鼓励输出国改变它们的发电构成。他的愿景似乎比设法达成国际协议是个更可行的前进方式；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然而海尔姆最终是把他的技术进步信仰放在能源部门，强调实验和独创性的数量，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方面将有可能带来更好的长期解决办法（甚至或许是碳捕获和储存）。
总起来说，消极的方面是海尔姆没有看到核能的巨大作用。和IEA设置的某些情景以及欧盟的能源路线图一样，核能的作用相当边际，核电在少数几个国家很重要，但总体上作用不大。他的核电篇相当模糊，而且倾向关注障碍而不是机遇，特别是在巨大投资项目不容易实现的时代。他提到中国核电的重大规划，但没有考虑是否能使其现在的规模翻几番：如果法国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为每一百万人建一台反应堆，为什么中国不能在2030年前后同样做到并建造1400台反应堆？尽管事实上任何可想像的世界性的解决办法都要把中国和印地放在核心地位，海尔姆似乎对他们并不非常了解。水电几乎没有提到，虽然它仍然是中国清洁能源计划的中心，而且在其他原本使用煤炭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因此对于核倡导者，强调核能在避免碳排放的更大潜在作用、克服我们实在熟悉不过的反对意见依然很重要。经济挑战是目前最急迫的，源自核电建造成本上升和某些市场上低价的天然气（可能变得更广泛），而且现实是高水平碳税不会很快到来。
总的说来，中国的核规划对于国际产业界甚至突然变得更重要了，而且为了最终重新开始添加新的反应堆，最好是认同这个过程。对于特定位置（许多大城市）需要巨大数量可靠电源、而水电最终变得场址有限的国家，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局限性（与海尔姆预期终于到来的进步相反）很容易理解。所以假设在建的（几乎）30台反应堆按时建成并安全运行，一个2020年的巨大规划不是不可思议的。那时大规模标准化的反应堆生产也必将流向其他国家。